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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书法的正大气象之美

时间:2018年12月19日来源:中国文艺网作者:向云驹

  《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2015年7月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守正创新:王岳川师生书法展》2018年12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举行,使我看到王岳川教授文化书法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两个大展,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系统全面地欣赏到岳川教授多年来在书法创作上不断提升、不断思考的创作历程和成就,让我们系统全面地欣赏到他在书法创作上诸体兼擅、自成风貌的艺术风采,而且会引发我们对中国书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艺术挑战、文化机遇的深层思考。

  在当代和当下的中国书法创作群体中,王岳川几十年来的书法之路是与众不同和难以复制的。他是具有一种特别含义的“独辟蹊径”的书家。

  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经专治西学20年,对西方文论、西方美学、西方哲学与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和十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并且有到世界各国与西方学者对话、交流的丰富学术经历。这为他建立起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念,确定了一种全球和人类性的文化思想的高度。

  他在北京大学又曾经追随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为季先生做了8年的学术助手。这又是一段难得的学术经历。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问大家。季先生可以说是当代学人中为打通中西学术文化丝绸之路的一位先驱和先贤。岳川教授在这条学术的丝绸之路上几十年间致力“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全力观照“中国镜像”、重新书写“中国身份”,出版了四十几部学术著作和主编上百卷著作,为弘扬中国文化创新理念,为向海外输出和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贡献着一己的然而又是重要的思想和智慧。

  我这里还有一组关乎岳川教授的数字。早在35年前的1980年,岳川在大学就读期间就获得过四川省大学生书法比赛的一等奖,1981年获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其后,多次获全国书法奖项。早在20多年前,岳川教授与北大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主编出版250万字的大著《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其后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近些年又一直主持书法所的工作,为传承北大书法研究、研习、美育的传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培养了众多的书法新秀、名家、学者,也为中国书法研究巩固了一个学术重镇和保留了一方学术净土。在此期间岳川教授还在书法学术上做了无数开拓性的工作。比如,他曾经与国内外最著名的30余位书法名家、学者开展对话、访谈,这种高端的、国际性的书法思想交流、文化对话、学术探讨,触及当代书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中国书法发展打开了思想的天窗。迄今为止,书法界还没有人可以复制这样的工作。比如,他著述和出版了《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身份》、《书法文化十五讲》、《美丽书法》等书法学术专著,提出“文化书法”的美学主张,强调“回归经典、走近魏晋、守正创新、正待气象”的文化书法发展道路,使沈尹默、宗白华、季羡林、金开诚、吴小如等著名学者建构的北大书法美学、书法学术、书法艺术学派和传统得到新的传承和弘扬。

  中国书法是全世界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艺术门类种类中最独特、最另类、最杰出的艺术。它是一门需要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艺术,它也是一门需要大量时间投入和堆积才能慢慢悟透的艺术,它还是一门需要无穷练习和不断临摹的艺术。从古至今,这三道门槛把无数的书者挡在了大师的门外。

  虽然今天的书法在技术上大有进步,恨不得24小时都在临池的职业书家也数量可观,热爱和痴迷书法的学者、文人不乏其人,但能称为真书家的人,能被学界、书界公认和共认的书家少之又少,罕有其人。

  岳川教授今天展示的书法艺术作品,是可以让我们刮目相看的:内容以经史子集为根基,形式上五体皆备,美学上追求恢宏磅礴的大美,集中体现了当代学者型正大气象的书法风格,《诗经·周颂·敬之》、《尚书·大禹谟》句、《礼记(大同小康)》、《易经·系辞上第五章》、《史记·孔子世家》句、《论语》句、《孟子》句、《中庸》句、《道德经》句、屈原《鱼父辞》、《天地五行》、《千字文》、《王维诗五首》、《春江花月夜》等都是大幅甚至巨幅作品,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和思想的震撼力。王岳川书法作品专攻二王行草,本次展览展出了20多幅王岳川临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体现了对书法正脉的尊重和坚持,也全面体现了北大“文化书法”的精神内涵。我认为,王岳川教授的文化视野、学术背景、书法实践是中国书法发展不可多得的具有启示性的一种选择。

  这次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了王岳川大幅作品,尤其是宽13米,高4米的《临王羲之<兰亭序>》巨幅作品,具有震人心魄的审美震撼力。我首先向王岳川先生师生书法作品展览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借此机会我谈三点感想。

  第一,这次王岳川师生书法展览展示了一种可视的书法发展路向。大家知道,我们当下的书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高原没有高峰,有数量没有质量,有书家没有大家。当下书法遭遇的瓶颈,其实就是书法道路迈上大家和大师的门槛。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要成为或者成就一个书法大师,必须迈过三道门槛。一个是时间的门槛,就是说成就书法大家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长期浸淫,需要童子功,需要拿出大把大把的时间勤学苦练。这样一个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努力,是书法大家必须付出的时间成本,也不是所有的书法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的。第二个是文化的门槛,是指书法大家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学养、传统诗书学术功力、中国文学艺术的广博知识。历史上的书法大家都是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这一点本来不存在问题,但是现当代背景下的书法,这就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字无意、有书无文、有技无道、有形无神,已经是当下书法的死穴。而社会分工的细化,加之书写工具进入"换笔"时代,又使专事文史哲的名师大家也无力无时无意于书事,书法与文化逐渐分道扬镳、背道而驰。书法脱节文化,就会让书法永远不能在大师的圣殿登堂入室。第三个门槛是天才秉赋的门槛。当下习书法者可谓芸芸众生,多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和能吃苦耐劳、终日乐此不疲者,甚至也不乏兼备高深文化学养和深厚学术素质的人,但若是缺了书法的天才天赋,依然越不过大师的门槛。历数书法史上钟繇、张旭、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唐宋元明清诸位书法大师,哪一个不是天才型的书法名家。古代习书学文,也是人人都趋之若鹜的事,而且又有切实的功名利禄引诱,名家大师依然凤毛麟角,这就是天才的门槛在挡道。所以,我认为在目前我们国家,大的书法人才和大书法家不多,而王岳川先生是少有的罕见的一位书法家,他是迈过了前述三道门槛的当代书法家。我这个观点好像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也得到书法界的许多朋友们的认可。所以今天这个展览,也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王岳川的又一个机会,他在其中展示了他的最新的创作成果。特别是他最近写的一些一些大作品,我觉得气象博大,功力深厚,值得认真的研读。

  第二,今天这个展览是庆祝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15周年,实际上也是纪念北大书法研究会的100年。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和后来的书法艺术研究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史的意义,就是中国书法的现代性从北大书法研究活动开始的,书法的学院派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知道,古代书法因为太普及了,所以历史上它并没有像书院画院,那样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教学机构,没有专门的人才的储备机构。我们历史上,传统的书院,主要是学国学这样一些内容,书法因为是太普及、太必须或者是不需要提出来,它是自然要进行的这样一个教育,这样一个传承,所以没有单独列出来书法研究。北大的书法研究会所,开辟了中国书法的现代进程。当书法进入现代社会会怎么样?北京大学预见了现代社会毛笔会被放弃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把它单独的作为一个重要的拓展,要在现代社会中让其延续并获得继续研究的身份,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开辟了一种书法发展的学院派的道路。虽然我们后面还有专业的,美术学院的,专业的书法研究机构,但是,我认为这两者不一样,综合大学里面的书法研究院,和我们美术学院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书法研究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书法的真正的路径,是综合的、综合大学的、与文化并驾齐驱的书法研究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学院派的道路。这个道路在北大有了100年的历史,在北大书法所王岳川旗下有了15年历史,在新时代又走向了新的道路,而且这样一种传承方向,这样一种积极的人才的聚集的、培养的模式或者书法的新的发展道路,我觉得是书法史,值得研究的一个个案。

  第三,我觉得今天的展览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时代意义。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整个宣传思想文化界,要进入一个守正创新的时代。我们正进入一个从正本清源转向守正创新的阶段。守正创新成为宣传思想文化界的标杆性和标志性口号。十几年前,王岳川就旗帜鲜明地扛起了守正创新的理论,开辟了书法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他十几年前就提供了守正创新的路子,十几年来坚持践行守正创新这样的实践,我觉得是这是有先行先知先觉先倡的。当我们整个宣传思想文化界都大力倡行守正创新的时候,王岳川先生在书法发展中大力建构和践行的书法守正创新理论和实践,就特别值得关注和总结。他所发展出来的是书法的一个新的气象、新的标志、新的时代。在这条守正创新的道路上,王岳川先生探索了很多相关的美学理论、书法理念,在书法的文化内涵上也一直在倡导这样一个守正创新的方向。守正创新这个文化书法概念,现在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叫得越来越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也是又一个当代文化的北大现象。在此之前,北大费孝通先生,长期呼吁文化自觉,最后文化自觉成为一个全民的行动,也写进了党的文化纲领。我觉得岳川先生在守正创新方面,也对我们的社会的文化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他的成就和贡献。正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我觉得王岳川先生的书法道路和他所从事的书法教育、书法研究、书法创作,都是特别值得祝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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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

出版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获全国书法大奖,并带团到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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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8年在日本金泽大学举办书法展。

       王岳川: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

       王岳川: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

2002年3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者有:季羡林、启功、张中行、文怀沙、徐邦达、任继愈、周汝昌、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沈鹏、王岳川等);10月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4年到日本大东大学举办“中日国际书法展”。

      出版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获全国书法大奖,并带团到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

      出版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获全国书法大奖,并带团到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

2005年2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新春美术大展暨首都高校书法专业师生新春楹联展”;5月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并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王岳川学术与书法的重复境界,王岳川书法的正大气象之美。       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8年在日本金泽大学举办书法展。

       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8年在日本金泽大学举办书法展。

2006年带北大书法团到韩国出席“国际书法双年展”。2007年主办“中日韩三国书法展”。2008年5月主办“北大110周年建校国际书法展”;7月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办“国际书法展”;11月到韩国主办“中韩名家书法展”。2009年到韩国参加“八国书法展”。2010年在北京举办《王岳川书法作品展》,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王岳川书法集》。 

       2002年3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者有:季羡林、启功、张中行、文怀沙、徐邦达、任继愈、周汝昌、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沈鹏、王岳川等);10月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4年到日本大东大学举办“中日国际书法展”。

       2002年3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作品展”(参展者有:季羡林、启功、张中行、文怀沙、徐邦达、任继愈、周汝昌、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沈鹏、王岳川等);10月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4年到日本大东大学举办“中日国际书法展”。

2010年4月接受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讲演和书法展出,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乔治梅森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卡罗莱州立大学、南卡普莱斯比大学、肯尼索州立大学、乔治亚州书法协会、亚特兰大孔子学院、亚特兰大爱默蕾大学、韦伯斯特大学、韦斯特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讲座展出。

       2005年2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新春美术大展暨首都高校书法专业师生新春楹联展”;5月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并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005年2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新春美术大展暨首都高校书法专业师生新春楹联展”;5月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并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011年3月接受拉三国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的大学邀请讲演和举办书法展;10月到印度尼西亚出席“李岚清书法篆刻展”并做讲演《中国文化与书法精神》;11月1日到英国伦敦大学出席国际艺术文化大会。

2010年四月接受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讲演和书法展出,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乔治梅森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卡罗莱州立大学、南卡普莱斯比大学、肯尼索州立大学、乔治亚州书法协会、亚特兰大孔子学院、亚特兰大爱默蕾大学、韦伯斯特大学、韦斯特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讲座展出。

2010年四月接受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讲演和书法展出,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乔治梅森大学、马里兰大学、南卡罗莱州立大学、南卡普莱斯比大学、肯尼索州立大学、乔治亚州书法协会、亚特兰大孔子学院、亚特兰大爱默蕾大学、韦伯斯特大学、韦斯特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讲座展出。

2012年4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王岳川书法展并作讲演;8月在海南海口与言恭达、陈振濂等举办名家书法展;10月在上海图书馆展厅举办《王岳川书法展》;11月在北京大学展厅举办《王岳川与访问学者书法展》;12月与苏士澍副主席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团到台湾展并捐赠高层书法作品。荣获2012年“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

       2015年4月23日,参加“书画名家进北大”大型书画精品展。书法参展人员:申万胜、言恭达、吴善璋、张改琴、王岳川、李一、叶培贵;7月18-28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

       2015年4月23日,参加“书画名家进北大”大型书画精品展。书法参展人员:申万胜、言恭达、吴善璋、张改琴、王岳川、李一、叶培贵;7月18-28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

2013年4月在山东潍坊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5月在西安中国书法博物馆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6月在内蒙呼和浩特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9月在合肥举办《王岳川师生书法展》,10在北京太庙举办书法展,1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北大文化书法展》。

       2018年4月在长沙举办《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岳川、何继善、李皓书法展》;5月在深圳艺博会举办《北京大学王岳川师生书法展》

       2018年4月在长沙举办《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岳川、何继善、李皓书法展》;5月在深圳艺博会举办《北京大学王岳川师生书法展》

2014年4月在北大举办《北大书法所第三届书法研究生作品展》;5月22在泰山美术馆举办《北大王岳川师生书法展》并举行泰山论坛;5月23日带领北大书法精英班学员在临沂王羲之故居祭拜书圣王羲之;11月8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厅举办《王岳川教授与访问学者书法展》。入选“2014年当代最具学术价值和市场潜力书法家”。

       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文明之旅》中主讲书法和美学《书法与人生》、《书法的人文情怀》、《兰亭序解密》、《神秘的中国色》、《苏东坡与寒食帖》等,担任《书法五千年》策划和讲演专家,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主持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书法入选多种书法集,作品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传略载多种国内外辞书。

       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文明之旅》中主讲书法和美学《书法与人生》、《书法的人文情怀》、《兰亭序解密》、《神秘的中国色》、《苏东坡与寒食帖》等,担任《书法五千年》策划和讲演专家,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主持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书法入选多种书法集,作品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传略载多种国内外辞书。

2015年4月23日,参加“书画名家进北大”大型书画展。参展人员:申万胜、言恭达、吴善璋、张改琴、王岳川、李一、叶培贵;7月18-28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9月30-10月3日在湖南省图书馆举行《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11月8日-10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北大书法所成立12周年纪念暨王岳川师生书法展》.

王岳川书法的学者情怀

文化书法:王岳川的“文”与“化”

2016年11月29日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文化书法进上海——王岳川书法作品展》;12月在海南三沙市举办《北京大学王岳川师生书法展》。2017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举办《王岳川教授与访问学者书法展》。

文/毛时安

文/文东

2018年4月将在长沙市博物馆举办《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岳川、何继善、李皓书法展》;5月将在深圳艺博会举办《正大气象 光明未来——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师生书法展》;5月将在上海举办《北京大学王岳川师生书法展》;11月将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大学文化书法展》。

书法家王岳川教授是举世闻名的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杰出的书法家,睿智而具有穿透力的书法理论家。作为一代大书家,王岳川的书法道路极富个人色彩,甚至不乏传奇色彩。

2015年7月18日,都城北京上空,虽白云遮蔽不见蓝天,但清爽而温润。当日,中国美术馆迎来了由中国书法家主办、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开幕之时,各路英贤齐聚,四方宾朋云集,书坛及其他文化界的多名重量级人物出场助兴,加上央视名主持朱军的加入,美术馆正门大厅、侧廊、楼道甚至在主持台左右方,都挤满了观众,现场可谓人满为患。此次展览也吸引了数十家各级媒体争相报道,笔者发现,在这些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文化书法”一词,笔者有意识在展览前与展览后对这一关键词的显示量进行比较,发现该展展出后,与此次展览相关“文化书法”的搜索目标词,增加了15万多条,“文化书法”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文明之旅》中主讲书法和美学《书法与人生》、《书法的人文情怀》、《兰亭序解密》、《神秘的中国色》、《苏东坡与寒食帖》等,担任《书法五千年》策划和讲演专家,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主持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书法入选多种书法集,作品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传略载多种国内外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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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学术与书法的双重境界

《春和景明》 135x36cm  2017年

《孔子·论语》 69x86cm  2017年

文/范迪安

王岳川在很多人眼里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是著作等身的教授,是专治西方文论的专家、权威。

笔者重新将“文化书法”提出来进行一番讨论,无疑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其核心思想作为具有时代特质的文化理念对当前中国所倡导的大国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意义与文化战略价值;二是盘点此前出现的“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及其“流行书风”在当下的境遇,由此观照“文化书法”的实现路径及其国际化视野的前瞻意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对“文化书法”的批评须将其置身于一个纵横交错的书法艺术阵营这个象限内,并找出其潜在的坐标点,这样才具有比较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当今学术界有一位富有独特造诣的学者,在文艺本体论与文艺美学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文化研究与西方思潮研究,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等方面,深入致思,独成己见。他的许多著述思维跨度很大,兼有充分的思想深度,我每次读来,都感到为之一新。他提出的许多学术问题,例如文艺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现代性与当代文化价值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对话,发现东方与书法文化输出,21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与中国形象重建等,都是当代学术的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他阐发的见解,在当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位学者就是北大著名教授王岳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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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旅夜书怀》 69x46cm  2017年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寇准诗》 136x696cm  2014年

《孟子·君子三乐》 240x58cm  2017年

确实,王岳川是我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岳川已经是身在书斋而名播文坛的青年文艺理论家了。80年代,文学评论界风云际会,有多少“天之骄子”在其间大展身手叱咤风云。那时也没有什么个人功利,只是为了推动文学的前进,回答现实文学提出的问题。岳川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很早就已知其大名。那时我们面对急剧变化的文学,缺少锐利顺手的批评武器,往往会采用“拿来主义”的便捷办法,在翻译介绍的西方文论的武库里取兵器。那时岳川正是风流倜傥的年轻才子。他站在文学理论的前沿,用功勤,功底厚,出手快,为文学评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潮流、新概念、新想法、新现象。他和我是同时代涌上文学舞台的弄潮儿。80年代以来20余年,他致力西学研究,踏遍青山,穿行在西方文论、西方美学、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领地。他的十几部西学著作几乎是每个相关学者案头必备的常用书。即使不学无才的我,书柜里也藏着他的著作。以文会友,他是我已久神交的朋友。所以,当王岳川开始以书法家出现时,学界许多熟人、朋友大为惊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书法艺术的“大爆炸时代”,而其表征,一是数以亿计书法爱好者的涌入,以及由此支撑的展览的层出不穷,二是书法教育专业设立和书法流派、风格概念化的提出,前者是基础,后者结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书坛出现了“现代派书法”、“学院派书法”及“流行书风”三大现象,这三大现象,除“流行书风”属于风格类的概念化整合外,其他两类则是以学院为支撑、以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概念化及体系化的双重展示。

在进行学术思考和研究对话中,王岳川教授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领域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并为当代中国文化书法的倡导者和书法文化发展的推进者。著有《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精神》,主编了洋洋二百万言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大书法讲演录》,最近又将推出新著《文化书法十五讲》、《王岳川书法对话录》等。他在文化与书法的研究中的文化推进和意义创新,值得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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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 136x696cm  2015年

《李白·将进酒》180x90cm  2017年

《孟子》800x370cm2015年

其实岳川出生蜀地。那里云遮雾罩,群山环抱,人文荟萃,是中国文化的天府之国。有多少中国文化的传奇、文化的大家孕育在巴山蜀水之间。岳川自幼就在祖父指点下,从法度森严的颜真卿到灵动流转的二王,再进入广阔的书法领地,接受过极其严格、系统、规范的书法学习过程。从他临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书法潇洒灵动的魏晋风度和孕育王书的会稽山水的婉转灵秀。1980年,25岁的王岳川拿下了四川省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1981年,又获得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1983年荣膺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一等奖。在风正气清的当年,一个来自安岳县的川娃子能摘得如此耀眼的桂冠,可见其书法功力的深厚和书法界的高度认同!更何况,岳川所在的北京大学,自身文化底蕴的博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以宗教代美育”,北大自一代大书家沈尹默始,老一辈大学者宗白华、朱光潜、冯友兰、王力、沈从文、魏建功、俞平伯、游国恩、季羡林、张中行、金开诚、袁行霈、李志敏……,一路下来,文脉清晰,传承有序。他们以文化入书,形成了云蒸霞蔚博大气象。而广泛扎实长期的西方文化研究,更赋予了王岳川的广阔视野和情怀。使他逐渐深化坚定了对书法艺术中华文化意义、价值的理解。确立了全球化文化格局中中国书法“展示东方人”的崇高地位。因而,王岳川在当今书坛的卓然成家,无论是其个人书法艺术修为、学术视野,还是北大书法历史渊源,他都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真正的瓜落蒂熟水到渠成。岳川中、西、中的学术文化路径,犹如林中小路,蜿蜒而清晰可辫。大体上和老一代学者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季羡林相类。从中国文化起步,进而西学,有了比较,再度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而终生迷恋。

以何应辉、王镛、石开、沃兴华为代表的书法家提出“流行书风”后,推出了推行这一观念的“口号”,即“植根传统,面向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而承载这种口号的基本是以王镛先生为代表所提出的三种观点:民间书法也是传统、“整个书法史,就是一部变形史”、“书法史基本上一部流行书风史”,据此,以他们为代表的书风被定义为当下的流行书风范式。这种“口号”与作品呈现的形式,遭到了以周俊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书家的反对,并由此揭开了书法界关于“美”与“丑”的书法大讨论,这种讨论的实质,集中体现在书法符号在线条表现上的经典与非经典上,在反对者看来,“流行书风”的所谓观念式表达是基于对六朝时期民间碑版的继承、是将线条进行肢解、夸张及丑化的艺术行为,是非经典的。两大阵营口诛笔伐,反对者占据着上风。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笔者以为,“流行书风”提出的“口号”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根植传统、张扬个性”的内涵表述与现实表现不相统一,概念内涵模糊化而外延扩大化,给自身设置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无法在传统区块内找到一个合适而又让人信服的支点,最终,“流行书风”口号与实践的脱节使其被书坛符号化、标识化,这种枷锁的套牢与代表人物的默认,导致“流行书风”常常被置身于异类的行列。当我们反思这种艺术现象时,毋宁说它是一种流派,不如说它是一种思潮,是当代中国在反传统与守传统两种观念的一次剧烈碰撞。理论体系的不严谨与现实表述的晦暗不明,注定“流行书风”沦落为一种世俗化的“流行现象”。于是,当一届届的“流行书风展”中不同风格作品被纳入时,又使我们感觉“流行书风”的边界在一步步模糊化,渐渐失去了其作为“个性张扬”的艺术表达范式。

王岳川教授近年来提出了“文化书法”这样新思想,认为“文化书法的当代意义在于:尽可能正确处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在充分继承书法文化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强调创新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追新逐“后”,而是对文化的担当和传承。尽可能在书写中融入个体对文化的理解,在书写中表征出强烈的个体人格精神,书法成为人性修为的一种文化蕴涵,达到传统文化修养、个性人格精神和艺术形式的中和统一。” 之所以提出“文化书法”,因为书法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近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的蓬勃兴起,书法本科、书法硕士、书法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的展开,以及国家教育部成立的全国书法考级委员会,都表明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重兴国粹、再创辉煌的文化自信力和体制性保证。因此,当代书家不应只满足于技术性的创新或拓展,而应该使自己“学者化”。书法不仅仅是技术,它更是一种“道”,最高的书法境界是哲学。只有具备了超越天地人之间的思想境界,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学术文化精神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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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语·述而》 46x98cm  2015年

《李白·望庐山瀑布》36x135cm  2017年

《易经·厚德载物》800x370cm2015年

王岳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家。他是这代学人中横贯中西的学者。是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两翼齐飞,在两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贡献的书法家。多年来王岳川先后和二三十位与书法有关的学术大家和中青年书家展开书法、文化的学术对话。在他的书法著作《书法艺术美学》《书法文化十五讲》《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书法美学立场》《书法与文化》中,他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关乎当代中国书法走向和命运大量发人深省的重要理论观点。其核心就是倡导“文化书法”。长期以来,书法文化,即书法是一种文化形态,已被广泛接受、认同。从书法文化到文化书法,是书法理论的一次石破天惊的发现。事实上,如何使书法文化真正“文化”起来?通向它的路径在哪里?已经成为现实书法创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书法领域虽然活跃,但也非常紊乱,充斥了各种不文化的书法。比如,有撕裂破坏汉字结构,存心把美丽汉字写的龇牙咧嘴犟头倔脑横七竖八的,有各种类似杂耍表演吸引眼球的江湖书法……面对乱象、险象横生的书法界,岳川提出“文化书法”,无疑是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可不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历代书法名家名迹,有哪一人哪一篇不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诸后世的?他们固然有书法技艺,但最打动人的却是他们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文化,是书法本体中的本体。文化书法,是通向书法文化的密径。王岳川把文化书法概括为:“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回归经典,走进魏晋。指的是对源远流长的书法传统的敬畏学习。经典是宏大的,要广泛学习。同时也要最后归拢到魏晋,那是中国书法最为天人合一的境界,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风度。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直指当下创作方向。人间正道是沧桑。守正、创新,是书法繁荣发展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面。最终体现在书法面貌上则是一种与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相应的“正大气象”。

而与“流行书风”所倡导的草根路线所不同的是,“现代派书法”和“学院派书法”则在借助学院这个平台进行探索和研究,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相同点在于:首先,他们立足于国内最顶级的专业院校,在一流的平台上发声,有助于增强书法的话语权。其次,他们都为流派的创作与研究加以体系化、程式化,从而告诉人们一个清晰的轮廓:什么是现代派?什么是学院派?再次,他们的思想通过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得以推广,使其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声和流传。两者所不同的是,现代派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及日本现代书法、前卫书法的营养,把空间上的现代性与时间上的现代性有机结合起来,以邱振中为代表,他为现代书法构勒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线条重组和形式架构是其两大亮点,如在线条重组上,他着意于把文字的线条技法进行归纳与概括,对线条从点和面进行空间切割和分组;在形式架构上,对传统的纵式书写改为横式书写,而且书写内容着眼于现代诗、词语及待考文字等几个范畴,追求艺术表达与即时情感的相对应,把书法艺术变为心理矩阵或墨象图画。学院派则谋求植根于传统,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进行一种主题上的嫁接与拼凑、视觉色块上的运用与展陈、语言符号上的拆解与组装,提出了创作“主题先行、形式至上、技术本位”的三个原则,由此制造情境上的经典性、视觉上的丰富性及主题上的先验性。

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识,成为王岳川教授的积极主张。他认为,不要把传统变成文本,而要变成一种精神,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他坚持书法是一种学术文化,应有哲学思想贯穿其中,才能达到艺术创新。真正有学术建树和知识推进的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书法作为中国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能够承载21世纪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书法是文化的审美呈现。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分内法和外法,内法包括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外法包括生命之法、境界之法和精神之法。书法超越技法而成为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从中展现出生命的境界和哲学的意蕴。书法要达到炉火纯青绝不能满足于技法,真正的书法家都是在“技进乎道”的历练中去追求宇宙大化的心性价值的,那些止于技滞于巧的书法是不足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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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语》 69x86cm  2017年

《李白·早发白帝城》 33x133cm  2001年

《易经·系辞上·第五章》 370x150cm   2015年

岳川自己书法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以文化书法为载体显现中国书法中华文化的几千年来积健为雄的正大气象。他的书法首先在书写内容上有严格的审美对象的选择。笔锋所到,出入于经史子集,大凡是历代先贤传世的箴言、佳句。这些字句千百年来已经积淀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从表面看,是书写对象的对象,其实不然。书法不是无情的复印。被书写的内容其实是有生命气息的。长期书写会辐射到书法家的心里,转化成书法家的气质,久而久之,影响到书法家书写境界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书写内容其实是书法的“根”,是书法的“命”。同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它们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既有月白风清的浅吟低酌,也有壮怀激烈的慷慨悲歌。儒家的敦厚庄重,道家的飘逸浑茫,佛家的因果机趣,诗词曲文千变万化……它们自身的丰富性会牵引书法家内心的情感波涛,出之于不同的线条、用笔,节奏的变化,形成定与不定、变与不变统一的个人书法风格。以先贤之文化精魂摄书法五体之形貌。

上述两种流派的最大局限在于,尽管他们在观念的创新方面给书坛带来一种新的观感和理念,但问题是,现代派书法与西方抽象画结合后、学院派在继承传统之后的变异,离汉字作为书法艺术在“有意味的书写”中渐行渐远,失却了大众的参与,终成为阳春白雪而致“曲高和寡”。两者本质上与流行书风一样,在对传统的反叛与改造中,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在创作方式、创新形式的拓展之路上,“现代派”与“学院派”的跟随群体越来越少、创作空间越来越狭窄、语言铺陈越来越贫乏,由此造成了近年来陈述乏力、后劲不足,甚至自己都难以坚持下去。

在当代书法的文化定位这个书法发展的基本问题上,王岳川教授强调书法的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坚持认为中国书法需要具备一种大师气象和国际眼光。在他看来,21世纪中国书法艺术的价值取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真正的原创型书法家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书法大师。当代中国书法最大的课题在于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把结构张力、笔墨情趣以及幅式变化这些语言从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书法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书法美。王岳川指出,从本土主义出发后,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书法。就是说书法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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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诗》 136x696cm  2014年

《李白·赠汪伦》69x136cm   2014年

《陈继儒·小窗幽记》 44x98cm  2014年

岳川的书法在艺术就是把文化书法的理论转化为书法实践。正大气象,就是在书写过程和书写结果中展示中国书法的博大灿烂,集“多美”为“一美”。他以颜体正楷开蒙,中紧外放,气势开阔。再上溯二王行草,求飘逸灵动的魏晋气息。再下探苏、米的旷达放纵。最后进入笔走龙蛇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的草书世界。一路行来,有迹可循。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深叶茂,才有自成一家的气象正大的书风。用笔饱满厚重而不失酣畅飞扬,结体法度森严而不失文人学者意趣,布局庄重大气而不失人间、人性之温暖。现代学者的严谨和视野,古典文人的情怀和向往,二者统一,王岳川和北大的书法,对多年来书坛积弊的“无声”的批评,值得我们热切关注。他和北大书法家全身心身体力行的投入,对世界有可能广泛理解的中国书法的积极推动,更值得我们敬佩。

如果说,流行书风、现代派书法和学院派书法所立足的是书法本体的实践和探索的话,那“文化书法”的提出,即是在总结这些现象的成败得失基础上,着眼于书法本体与主体的双重考量,“文化书法”作为一种流派也好,作为一种风格取向也罢,它没有对书法技法和创作形式进行微观层面的界定,也不具体指认哪一类属于“文化书法”的范畴,而是对创作者在书法艺术传承和创作上给予一个界定,即“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尔后“守正创新”,最终达至“正大气象”。“正大气象”显然是王岳川对“文化书法”的一种本质要求。

在当代书法文化批评方面,王岳川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讲话和学术访谈,其触及问题的深度,发人深思。他认为,衡量一位艺术家最好的尺度,就是看他在当下日盛的流行文化或者泡沫文化前的反思性深度,以及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达到的文化哲学的悟性。只有庸俗的评论家,才会不负责任地对一切新潮的东西加以低能地叫好,才会无原则地从事短期行为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动。在现代性的境遇中,艺术家的“真”与“伪”之别在于其是怂恿价值平面化,还是追问思想的深度。

作者:上海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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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原上海文广局副局长

《临孙过庭·书谱》 240x53cm   2013年

《春和景明》 135x36cm  2017年

王岳川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提出“文化书法”概念之初,并并没有从现代人的书法艺术品去界定、直接给人展示什么是“文化书法”,而是他把它既作为一种实践的过程去探索和研究,又作为一种目标去打造,故而也没有像其他三类流派或思潮遭致如此多的诟病。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艺术,一头联系着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信息的古老汉字,另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代表着中国的一种身份和基因,必然成为中国文化崛起的大国形象和国家精神。因此,他强调书法的文化性和人文性,要求书法具有文化意蕴,书法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文学底蕴,这样的书法才能代表东方艺术语言体系的终极形象。没有建立在具体实践基础之上的理念及口号,必将滑入先验论的误区。因为先验的即是主观的,主观性即带来片面性,片面性是学术研究的大忌。王岳川先生深深懂得这一点,当他提出“文化书法”概念时,他将它设定为是一种理念、一种目标,既而精心营造一种磁场,让人们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感悟中,去理解“文化书法”的现实必要性和文化战略性。

王岳川关于当代书法的见识,基于他在“文化研究”领域所作的思考。近年来他提出了“文化输出”的见解,可谓相当精辟。他认为,近代以来东方权力中心逐渐消退,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之国,而是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边缘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文化输入”成了主潮,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险情。如果中国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拉丁化的话,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将成为一种空话。如今,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保存我们经典文化,为西方提供一种“另类文化”或“他者文化”,而应该扬弃传统,力求创新,强壮主体,在新的国际文化格局中提供一种差异性的文化认同。当今世界一流学者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基本上是求差异而不是求相同。从中国文化的本源出发,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映衬参照,以新的文化创造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课题。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保持自己文化的个性,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经过“拿来主义”之后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就有可能逐渐实现自己的文化“输出主义”!这种文化上的国际视野和书法发展上的全球化视野,对于弘扬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抵制文化误解,对抗有意误读,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文化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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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乐毅论》 35x100cm  2013年

《杜甫·旅夜书怀》 69x46cm  2017年

为此,他立足于北大这个百年教育圣殿,对“文化书法”进行蓝图式的构建。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等北大学术泰斗的学术精神,从国内国际立场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勤于著书立说,以“文”述之,以“文”和之,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比较与研究,在反思现代文化中重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在不断的比较研究中,他感到,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必须定位于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文化是无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及大国地位的不断确立,中华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因此,王岳川先生认为,在现代语境下,中国书法文化只有展示其具有中国身份与西方审美意趣相结合的艺术范式,才能构建起让西方世界值得去靠近、去感知,进而去研究的世界性艺术,因此,他从书法艺术的唯一性及代表中国身份的文化基因的独特性感悟出发,强烈呼吁国人去传承、去发扬光大,并在传统文化与书法技法的对话中,在书法技艺与文化多元价值整合中,在“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超迈中,让中国新世纪“文化书法”走向新的辉煌。

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识,成为王岳川教授的积极主张。他认为,不要把传统变成文本,而要变成一种精神,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他坚持书法是一种学术文化,应有哲学思想贯穿其中,才能达到艺术创新。真正有学术建树和知识推进的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书法作为中国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能够承载21世纪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于学界经常提及的书法反思,他认为有四个重要方面: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实验性书法的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顶尖级人物的书法理论与艺术实践;将这些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并策划组织英文水平好的专家,将中国书法界的代表著述译成外文在西方出版发行,输出中国现代形态书法实践的思想,使世界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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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将进酒》180x90cm  2017年

《王献之·洛神赋》 35x35cm  2014年

《对联》 136x696cm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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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以“文”言思、言志的学术研究方法是其立志于构建庞大的“文化书法”体系的一种铺垫、一种包围,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的学术主张。在他近年来的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研究轨迹及其“文化书法”理念,如以整体研究中国文化为内容的《发现东方》、《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研究》、《中国镜像》和《全球化与中国》;以研究文艺美学和文艺批评为内容的《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等等;以文化输出为目的专著或辑著如《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六十卷)、《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等;以研究西方文化为内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以及中西方比较文论如《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等。他的所有这些“文”论,都是高屋建瓴地解读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经典性,审视中西文明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一步步夯实了“文化书法”的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找准了在这一学术主张中“文化书法”的坐标点和发力点,并为此创设“文化书法”的一种“从外到里,再由里到外”迂回交错式的研究方法和实现路径。

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同质化、一体化?面对这个尖锐问题,王岳川回答道,全球化不是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差异化、对话化、多元化。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化不等于美国化,美国化不等于基督教化。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会在原本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提出某些修正,形成一种调整,促成互动与对话。在当代文化的多元对话中,中国书法提出的一些新的艺术范式、新的智性范畴,可以作为整个国际文化新的资源和艺术创造新的动力,这也是真正意义的续接中国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理论旅行,一种对等的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艺术对象、艺术接受方式、艺术传播机制、艺术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艺术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艺术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就视觉文化的范畴而言,中国书法的非意识形态性和抽象性,使得西方有可能最多地、最大面积地接受。在中国书法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书法大师,只有中国书法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多的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书法文化的输出。在新世纪,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

《李白·望庐山瀑布》36x135cm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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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中秋帖》136x60cm  2010年  

《孔子·论语·述而》 46x98cm  2015年

《李白·早发白帝城》 33x133cm  2001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象传》)其所述之“文”体现的是王岳川先生一种人文思想的他者表达和自我表述,显然,这种表述如果不转化为“大众认同”,就不能“化成天下”。王岳川与其他书家不同的是,他通过开辟“讲学”和“对话”的两种渠道,善于将“自我表述”转化为“大众语境”,这种输出式的平台,就是利用电视主流媒体、艺术平面媒介、自媒体的有效传播。数年来,他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湖南卫视等影响力而广的媒体,利用《光明日报》、《书法报》、《书法》等权威媒介,利用博客、微信等自媒体,阐述“文化书法”主张,在对千年书法、千年文明历史积淀的解读中,以“文明旅者”的角色和立场,对历代书法大家、历代书法经典的进行重新审视和赏析,导引出“文化书法”的历史根基、普遍意义和艺术观点。走遍中国,周游列国,展开与中外名家对话则是他阐述“文化书法”理念并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的有效途径,在他的对话中,既有与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也有与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外当代文化名家的思想碰撞,“文化书法”理念在不断输出中得以逐渐传播、渐次明晰。

在王岳川看来,当代书法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为谁写”,“怎样写”和“写什么”。他认为书法不能“赶潮”,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书法群体在羊肠小道上的拥挤和类型化。当代书法需要学术精神资源,只有当学术进入到当代书法的思想和神经之中,民间立场与经典力度,个人色彩与精神境界,市场实现与价值提升,才有一个新的基础或平台。在这个新的基础或平台上所形成的不同书法精神文化进路,是书家个体自己的选择并对选择负责,在多元时代不仅需要,实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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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赠汪伦》69x136cm   2014年

《刘禹锡·秋词》》135x36cm  2017年

《孔子·论语》 69x86cm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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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作为从事书法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是王岳川践行“文化书法”的现实平台,他通过书法研究生、书法访问学者、在职研究生班和高研班等实践载体,广收门徒,籍以打造一支“文化书法”的生力军和领军人物,从书法访问学者的阵容来看,王岳川注重吸纳文化修养与创作实力并重的书家,对他们进行国学、文化学、文艺审美学的再煅造,这种育人教化的范式着力于构建其“文化书法”的强大阵营,理当具有标本作用和示范意义。

王岳川在学理层面的书法之识,显示了他宽阔的眼界和厚实的学养。他提出重视有价值的书法跨国化的文化交流,使书法和书法研究不再沉醉在本土昔日的辉煌中,而是参与到今日国际性的新话语权力运作关系网络中,进行全新的自我度量和自我定位,这对我们在思维上超越原有的书法价值估量,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的学术思考基于文化的总体发展性和变革性,使得他能够站在超越书法技法的高度,看到书法调适文化差异、弥合文化对抗的文化力量,从而获得了中国书法文化输出的超迈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岳川具有一种学术前沿意识,一种文化多元开放意识以及人文科学与书法的多学科整合的务实进取精神。

《临孙过庭·书谱》 240x53cm   2013年

近年来,书坛中人对王岳川先生的评价也不是众口一词的溢美之辞,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与质疑,这种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书法”的概念问题,有观点认为书法本身就是文化的范畴,“文化书法”的提出只是对“书法文化”的概念偷换,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二是王岳川本人的书法或因其过于注重学术研究的缘故,其艺术水平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进而对其学术思想的可行性提出质疑。第一种质疑和偏见如果在前些年当属“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因为这个概念在他提出之初,人们并未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观照和反思他的这一的学术思想,而随着国家重大战略尤其是文化战略的日益明朗化,人们才发现,“文化书法”的提出却是前瞻性的、时代性的。“文化书法”之于“书法文化”,因重心点的不同,折射的是两种不同的书法本体意识,“文化书法”侧重的是作为书法家所必须具有的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和人格精神,它是一种对历代书法家进行梳理和归纳后对现实的一种思想表达和理性诉求,故两者同质而异构。而对王岳川先生书法创作技法和水平的质疑,这次“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无疑是给质疑者一个坚实的回答,这次他所展示的六十件作品,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备,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文化内蕴、人文气息、正大气象,通过他数年来夜以继日的临摹与创作实践,继而从其所营构的厚重豁达、雄浑大气、宽博沉实的笔墨线条中,正日益显现出来。假以时日,王岳川先生在其个体实践和集体实验的双重努力下,“文化书法”在当下及未来“大国文化”的战略突围中,必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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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诗》 136x696cm  2014年

《王羲之·乐毅论》 35x100cm  2013年

《刘禹锡·望洞庭》180x60cm  2014年  

除了书法理论批评以外,王岳川从小习字不辍,遍临名帖。上大学期间曾经获得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国家教委书法比赛一等奖等。在执教北京大学期间,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学工作,以思集识,以识带笔,形成了他学者型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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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虽然美好,过程却是艰辛的。王岳川“文化书法”提出的当代意义,在于他立足于国际国内视野,站在更高的层面找准了书法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着力于重建其本应具有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为国内书坛至少一种强有力的启示或警醒:在可以乐见的诸多流派或思潮竞相勃发的当下,文化作为书法艺术的核心须臾不能偏离,失却了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书法家就不能在更高的国内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这样中国也诞生不了大家、大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要输出的不单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还应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中国书协显然也注意了文化支撑书法的极端重要性,十一届全国展作为一个鲜明个案,已将文化列为一名书家最基本的考核或考查依据,这正与王岳川先生的“文化书法”理念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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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洛神赋》 35x35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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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将进酒》180x90cm  2017年

资料由北京一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整理。

《卢梅坡·雪梅》130x35cm  2017年

王岳川教授早年专攻颜楷,用笔取势筋骨厚重,追求恢宏磅礴的大美。其后转向二王行草,用笔行中带草,方圆并施,又补之以学术浑厚之气,不激不厉,颇富文人韵意。再后取苏之酣畅意态和米之风樯阵马,结体稳中富险而兴随笔划,章法错落起伏而又真率自然。自九十年代,他全力攻草,潜心怀素王铎,融入自家性格,使得书法既有文人情怀的温润,又有专家炼达的风骨。其草书善以线条切割空间,形成奇险结构。运笔时锋酣墨饱,一气呵成。清劲飞扬的用笔,使字体间架上下呼应,左右顾盼,笔断意连处更显出活泼飞舞的动势,整体上具有淡泊萧闲、冲气为和的境界,将古典草书的逸趣转为一种今日文人的逸情;其楷书则具颜真卿的凛然正气和率真神韵,显示出旷达的胸臆和从容的心性。

当然,“文化书法”作为一种流派或思想的提出,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要真正实现这种“文化书法”蓝图所构建的理想模式,将会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告诉我们,一种事物从量变产生质量,会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内因是书法家本人在文化及文学底蕴、艺术成就、社会地位及人格魅力等诸要素的合力并蓄,外因是必须依赖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一个利于推出大家、大师的良好环境,两种因素缺一不可,唯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批文化书法大家、大师级的人物才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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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由北京一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整理。

《李白·望庐山瀑布》36x135cm  2017年

王岳川的书法美学追求是线条运行所造之境。依我浅识,书法以线条为生命,气韵生动的线条是最富于美学意味的语言。在王岳川的作品中,那些经过思想和感觉过滤的线条,以其纯净的运行轨迹不仅述诸视觉,也述诸精神。那变化丰富、莫测端倪的线条集合,其势、其意、其味、其情难以穷尽。在线条的舒展中,可见书家心手合一的纯度已化为一片天机的律动,让人通过这种指腕使转所留下的轨迹,反观书家的心路历程,体验书家的心灵世界。按王岳川的理想,中国书法在新世纪当做跨文化的前锋使者。这个使者的本真性质,应该就是披染了文化情怀和具备视觉感性的线条。书法艺术那忘怀骋情的线之脉动,实在是心之脉动,是书家自在自为的“我之境”。这种最直观而又最内在的视觉艺术形式,当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对话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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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早发白帝城》 33x133cm  2001年

正是从生态文化发展的意义上,王岳川教授在传统“文人书法”式微之后提出新世纪“文化书法”的理念,并强调书法的中和品格、创新意识、生命体验、高妙境界等的紧密关联,对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和精神生态平衡价值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这种将书法纳入国际文化发展大语境中加以思考的思路,值得书法界认真思考,从而使中国书法在不断创新的精神意识中,成为人类审美的重要文化方式。

作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前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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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赠汪伦》69x136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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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孙过庭·书谱》 240x53cm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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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玄度帖》 240x59cm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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