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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吴说行书作品《门内星聚帖》 纵25厘米,横45.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吴说书法略论

吴说行书尺牍欣赏《垂喻帖》,30.2 x 44.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行书富有伸缩性,也即是弹性。行书可分为“行楷”(或日“真行”、“行真”、“楷行”)、“行草”(或日“草行”、“半草行书”)两种。张怀璀《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这里“真行”指“行楷”。而对于王献之首创行草的特点,张怀璀总结得最为详细:“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变。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这里对两种书体进行比较,尤其赞赏行草为“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说明行草的杂糅性,具有审美的多元性;同时对二王父子的书艺成就作了比较,指出了两人各自的长处,对六朝以来父子“孰优孰劣”问题进行了澄清,从此后书评中再无异议。姜夔是南宋书论中著名的“风神论”倡导者,他认为,行书应“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裱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学,可以兼通。”这里将行书比喻为一位成熟稳健的人,姿态多样而体现出洒落的风神,在乎博学兼通。当然,宋人受理学家“积学为功”思想的影响,对“天姿神纵”的天才论虽然不反对,但更强调后天的学习,读书明理,格物明理,贵在“尽其性而知其天”。明代项穆云:“不真不草,行书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与张怀璀所言意同而说法易让人误解。刘熙载认为:“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东坡谓‘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岂可同诸立与走乎?”他又明确提出:“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可见,行楷是楷书的简捷和流动形态,行草则是草书的周详和安静形态。只要学好楷、草,适当加以变化则能得行书之要领。无论行楷或行草,行书都是文人书法最为注重的书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行书可以表现韵趣,以体现不俗之人格为尚,超越技巧为高;第二,行书以适意为主,不要太受法度之限制,故有乐趣;第三,行书可以脱略行迹,偶有败笔亦可,整体要协调;第四,行书变化多端,有“定理无定势”,新意妙理常见。第五,在行书中“行气”(或称“书脉”)更为重要。行书的魅力关乎人格的超拔。刘熙载评米书:“米元章书脱落凡问,虽时有谐气,而谐不伤雅,故高流鲜或訾之。”这“谐气”指戏谑的意味或习气,有经漫之气。但小疵不伤大雅,更见性情。行书是“雅逸”之风度、神韵、气质之再现,自然不能仅仅要求点画之笔笔工稳,而重在“势”、“气”的连贯,体现出生命色彩。所以,刘熙载在《书概》中的格言“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一语最为警拔。因为行书最能看出书家的情性和审美趣味,其韵律和节奏最能表现书家生命的真实。六朝时期,品藻之风盛行,论书与论人相结合。论人包括人之外貌、气色、气质、神采、才情等,都可以在书法的点画形态中去观察。如宋人论陶弘景行书: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身长七尺四寸,神采耸秀,有仙风道骨。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而行书尤妙。大率以钟王为法,骼力不至而逸气有余。然苦心笃志,未尝懈倦。这里涉及“帖”与“碑”的关系问题。“帖”最初是指纸本或绢本上的字迹,如行草手札、尺牍,是以非正规书体(篆、隶、楷之外)的行草为主的书写形式,用于私人之间的交流和问候等。阮元先生认为:“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帖为简札之类,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刻帖的时期又能转化为法帖,也可刻入碑林成拓片,成为“碑”的形制。在体积上是应以小巧玲珑为主。有人认为《集王圣教序》刻石,是集王羲之简札而成,应仍称之为帖,不可称之为碑。这里,是以字体分类,常常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模糊性。而与此有关的“帖学”,一是指研究考订法帖的源流、优劣、真伪、拓本之先后及文字内容的学科。二是指宗尚法帖之书派,与“碑学”相对称。一般又称南派。一般认为,帖与行、草的关系较为密切。阮元《南北书派论》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北碑南帖论》日:“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虽然对南北分派历来意见不同,但对“帖”与“碑”的特点作出了相当的界定。郑孝胥认为:“南朝土人雅尚清谈,挥麈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唐太宗好《兰亭》,于是有唐一代书家,无不学王者。苏灵芝欲展《兰亭》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书实伤婉丽,所谓俗书之祖也。”看来碑与帖有各自的特点,不能混为一谈。许多书家能写小手札,而无法写大碑巨碣,失之气魄和骨力,也有许多书家大书深刻而小字不佳,失之韵味和意趣,都是没能兼通之故。相对而言,碑帖相济是比较难的。

吴说《垂喻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吴说(生卒年不详),钱塘人。字傅朋,号练塘,居钱塘之紫溪。宋诗纪事谓为王令之外孙。官知信州(江西上饶),绍兴间(公元1144年左右)为尚书郎。说之书,楷、行、草及榜书均佳,小楷称宋时第一。榜书深稳端润,甚得高宗之称赏。行草圆美流丽,洞天清録以其深入黄太史之室。而时作钟体,其杂体游丝书亦颇擅名,一行一笔,游丝连绵,笔意似得自古篆柳叶体,即时挥毫相赠,深自得意。

文/张多强

吴说传世之简札,多为信手而书,无拘无束,自由挥写,不计工拙。自然而又合理地与抒情达意紧密结合。这些简札最能表现书家的艺术个性,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其榜书沉稳端润,行、草圆润流丽。

标签:行楷行草 更多 上一篇:行书在书法史上的作用及意义下一篇:探讨书法美学

         字傅朋,号练塘。生卒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居钱塘之紫溪,人呼吴紫溪。宋诗纪事谓为王令(逢原)之外孙。高宗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除尚书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饶)。说工书法,字路极宽广,楷、行、草及榜书均佳。小楷人称“宋时第一”。行草书圆美流丽,深入黄太史之室,而得其精髓,又时作魏钟繇之体,颇有新致。其独创杂体游丝书亦颇擅名。一笔一行,游丝连绵。宋高宗赵构《翰墨志》称:“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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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南渡,偏安一隅。仰望北宋书坛大势,对于南宋诸子而言!只能是高山仰止,敬慕有余。尽管如此,那些适逢乱世,在南北之交成长起来的书法家们,依然心系翰墨,试论南宋书坛,纵无大家推波助澜,但余绪仍有可观。作为南宋前期书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说便是这样一位书法艺术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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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门内星聚长少均叶多庆桐川岂无所委奉不鄙一二疏示老兵偶二三辈遣出取亲旧未还朝夕遣往顷 见老兄有玉界尺(上有刻字者)欲求一条助我几间清致素辱眷予深想不我靳尝求一物为报顷在括苍赏作 诗欲匃辍此物其卒章云磊落贤公子宁求善价沽朝夕捡寻录寄适在报恩办道场上状崖略且践不重 幅之约也说再拜

吴说,字傅朋,号练塘,钱塘人。生于北宋末年,在南宋为官,曾任转运使,官信州守。作为南宋第一代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其自人南宋后颇为高宗赵构赏识,在其《翰墨志》中称:“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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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说-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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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说传世之简札,多为信手而书,无拘无束,自由挥写,不计工拙。自然而又合理地与抒情达意紧密结合。这些简札最能表现书家的艺术个性,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其榜书沉稳端润,行、草圆润流丽。有《三诗帖》、《门内帖》、《简谅帖》、《千字文》等书迹存世。

△吴说《垂喻帖》尺牍 册 纸 行书 30.2 x 44.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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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经皇帝之口不仅道及傅朋兼善“杂体”、“游丝”两种书体,此中帝王褒奖有加亦跃然可见。由此可知吴傅朋在南宋初年的书坛上绝非一般“舞文弄墨”者,其必显赫一时,声誉颇隆。又,王明清有这样的记述:

说知信州日,朝辞,上谓曰:“肤有一事,每以自歉,抑书九百里松牌甚佳,向自书易之,修不追抑书,当令乃旧。”是日降旨,伴根寻旧牌张挂,说之见重于高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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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另见于陶宗仪《书史会要》、马宗霍《书林记事》中,文字互有出入,但所记事件无误。作为九五之尊的高宗皇帝赵构虽无治国之才,却于书画艺术造诣颇深,堪与乃父比肩。

其能对吴氏所书松牌之事有如此举措,可见其对傅朋书法之重视,亦不为君臣尊卑等级所囿,其爱才惜才、惟才以用,在此必当大书一笔!从另一方面看,吴说书法必显称于当时。

另有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了”吴说之书曾蒙受填金之隆恩“,足见其书法在当时地位之高,能蒙此隆恩者在南宋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即使在书法史上也不会太多。高宗善书,又精于鉴赏,吴说书法能得到他的认可,这对其在南宋书坛地位的确立,意义颇为重大。

关于吴说的学书历程,周必大曾有这样的记述: “...…往见其论唐孙氏《书谱》,自言总角以来,遍参博考,始悟筋脉相连之理,盖与近世不知而作者异矣。”

这里吴氏自言其学书之早,且取法广博,总角以来便悟出行草书之“筋脉相连之理”,可谓年少时即得书法三昧。

吴说书法称显于南宋初年与其家学不无关系。其父吴师礼,《宋史·吴师礼传》记载“...…师礼工翰墨,帝尝访字学。对日: '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对'。闻者奖其得体。"可见师礼谦逊善言,能以国家大事为先,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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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皇帝访其字学,恐非一般士大夫可得此恩崇,昔日太宗问艺于伯施,穆宗于公权求取笔法,被传为艺林嘉话,于二贤相比师礼犹有不及,若于时代观之,当不会相去甚远。师礼工翰墨,亦精于字学,兼乎艺术与学术,傅朋自小在师礼的教习沾染之下,必然耽于书道,有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日后称于南宋书坛便不无渊源可言。

吴说书法诸体兼通,真、行、草、杂体无所不能,而诸体当中"游丝书"颇得时誉,后代也多有关注,人们提及吴说书法也多由此始。虽则历代评说褒贬不一,但其作为一种新的草书体,又适逢南宋初年,其必定给本已沉闷的书坛带来一缕清风,让人们似乎隐约看见了些许"创新"的影子,其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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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游丝书宋诗》卷 纸 31 x 211cm 日本京都财团法人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

对于"游丝书",其本人也自视颇高,吴说曾手抄吕本中为其所作的《上饶使君郎中游丝书歌》,由此可见一般。其后楼钥在其《攻魄集》中亦有过高的评价,称:”傅朋,游丝字,前无古人。“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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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书体能够从书写状态进行概括的当属王庭,在其《卢溪集》中称:“世称吴傅朋一笔一行不断日’游丝书‘“,这种从草书脱化变形出来的连绵草体,今天仍然可以见到。日本学者伏见冲敬在《中国书法史》中对于这种书体亦有更形象的说明:”所谓’游残书‘是类似蚌蟒那样的现象,一行一笔写成。“

通过以上诸家的论述,可知”游丝书“的书体特征:即一次落笔写成一行,一行之内笔不离纸,线条匀一,行气通贯。在这一书写过程中,中锋行笔是其关键,也是”游丝书“的本质所在。若以”游丝书“匀一的线条比观”瘦金书“二一者确有迹象可寻。

徽宗之”瘦金书“取法于唐代薛氏兄弟,得用笔纤瘦之法,如略去其夸张的顿笔,笔画中截与”游丝书“绝相类似,可见帝王好尚之所及也。若观其游丝草法约略可见怀素”自叙“的痕迹,但在具体的字与字之间断连、萦带、顾盼关系处理上却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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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稷书法

”游丝书“笔法单调,重复缠绕,循规蹈矩,且”游丝“的笔端总是缺少藏真寓情于草的神来之笔,所谓”-··…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于此未能兼备二者,只可窥其"使转"一端。尽管如此,"游丝书"在当时却好评如潮,颇受时人关注与赞赏。如洪适在《盘洲文集》中有诗云:

手追心摹前无人,一扫尘踪有新意。

纵横经纬生胸中,落纸便与游丝同。

缲瓮茧车飞白雪,织檐蛛网破清风。

一行一笔相联属,姿态规抚骇凡目。

临池漫劳三十年,千兔从教后人秃。

旧闻吕向连锦书,百字环写萦发如。

惜哉淟汩已无考,盍使北面称台舆。

独步不复名相甲,端恨二王无此法。

另有汪藻亦大加赞美,称其:“游丝随春风,忽向窗几落。...…乃知炉锤妙,信手皆合作。”以上诸家对“游丝书“的大加赞赏略有偏失,或谓过之。客观地讲,”游丝书“的书法价值并非如其所称,若从纯艺术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比较另类的草书体,又在南宋初年的书法大背景下,其引人注目,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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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门内星聚帖》纸本,25×45.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说其与晋唐诸贤草书比较确有差距。可若将其纳入草书发展史上,理应有其一席之地。遗憾的是”游丝书“虽得到众多书家关注,可后代却无人继承,分析其原因有二。

其一,气游丝书,与传统草书相比,其可再创造的空间狭窄,草书之才情于此更是难以体现,人们只不过尚奇好异,却不愿师法学习。

其二,亦如岳坷所言”藏之以备书体之一焉。“从书体的角度看,”游丝书“不过是聊备一格。

吴氏存世的作品类型较多,与”游丝书“比较而言,行草书最能体现其书法艺术成就,此类作品在吴氏留存至今的作品中所占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

关于吴说的行草书,陈橇《负喧野录》中《近世诸体书》一节称:”行草则有蒋宣卿、吴傅朋...…蒋、吴极秀媚,所乏者遒劲!……“

又,《益公题跋》卷九称: ”...…虽未至颠张醉素之雄放,而圆美流丽,亦书家之韵胜者也。"。这里周必大以“韵”观书,指出吴说书法虽具意态美,亦不失“圆美流丽”之致,而缺少的恰恰是一种纵任情性,驰驱心意的状态。

与此相类,岳坷引先君尝评近世书称:“公行书如汉武仙台侍女,飘据长袖,清娴俊丽,特患无出世间态。”此评甚确,吴书纵然姿媚万方,终难避尘世之俗也。

统观吴氏行草书,字法多以羲献为宗,字尚流丽,行书少连带,行气疏朗,点画干净峻整,草法轻灵,晚岁点画沉实,结体趋扁,略有北海遗意。如果说周、岳二人对吴说行草书的评价只是宏观阐述的话,那么启功先生的论说则更为明确具体:“行书手札流传不及十通,字字精妙!遂谓之为有血有肉之阁帖,具体而微之羲献,宁为过誉乎。”

先生从吴氏作品的实际状态着眼,据理分析,依先生所言,吴说师法阁帖,却不为刻帖所囿,其能透过板滞刀锋寻其书写笔意,并以笔发之,可谓善学也,故“遂谓之为有血有肉之阁帖”一语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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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明善宗簿帖》纸本行草书 23.9×38.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现存吴说行草书作品多为尺犊手札形式,尺犊书法由来已久,自汉始历代不乏精于此道者,至宋更是名手佳作层出不穷,其最能表意达情,随心所欲,写来自如洒脱,工拙更在其次。傅朋行草作品多是朋友间的往来信函手札,这种不是作为创作的书写形式最能体现作者心性才情,也是傅朋书法艺术水平的绝好体现。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车帖》,刊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观此件作品,通篇气息疏朗自然,落落大方,行笔一丝一不苟,虽为行书却“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可谓吴氏上乘之作。

若与《门内星聚帖》的笔力外露,气息不畅相比,此帖尤显落笔稳实,笔法圆劲,亦不失风骨!若与《明善宗簿帖》比观,《下车帖》则舒畅之气自然流于字里行间,后者则更为唐法所囿,略欠天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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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下车帖》 纵29.5厘米;横39.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同为吴氏尺犊书法《申福帖》却是另种面目,赵构称赏吴说的“杂体”于此可见。据《唐六典》卷四 “礼部尚书侍郎”条规定:“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话,兼会杂体者为通。”杂体,即草、行之类。“

傅朋此帖集正、行、草、诸体于一纸,极尽字体变化之能事,时而端庄文雅,笔断意连,时而萦带连属,敬侧有姿,时而又笔走龙蛇,悠肆雄放。作者以意驭笔,笔端寓情,既不失优雅,又率真有余,一气呵成,效果颇佳。加之诸体兼备,字体的变化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读来饶有趣味。可谓吴氏书法之佳品。

吴氏行草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仅在南宋当朝就有多人取法于他,元代书法承南宋之遗绪,我们可以从赵孟頫的行草手扎中窥得其受傅朋书法之影响。在笔画和结体两方面均有体现,如捺画书写时向右下方重按伸展,字的结体稍高,虽说吴、赵二人在取法上有相近之处,但二者在先后承继上难脱干系。

傅朋亦善楷书,岳坷在跋《吴傅朋书简帖》中称”今帖小楷尤清伟可观者“,后赞曰:”小书楷则本晋人,降而唐世体益真。妙趣要识笔有神,行行清妍杂奇伟,奇为精神楷为体,吴君笔力备诸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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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 尺牍

依岳坷所言傅朋楷书兼备晋唐楷法,此评可谓甚高,实与”赞“体论书有关。又,董其昌《跋吴傅朋书》中称:”昔人称’吴说真书为宋朝第一‘,今观所书《九歌》应规入矩,深得《兰亭》、《洛神》遗意,高宗洞精书法,至为阁笔,叹赏不虚也。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赵孟頫偷学了不少,吴说行书尺牍欣赏。董玄宰为明季书法大家,其本人小楷精能,冠绝一时。董氏此评,足见其对吴说楷书信服钦佩之意。于此相比,翁方纲的评价则更为简单扼要,着实可信:“在宋书家中最工楷法者。”

现存吴氏小楷作品《独孤僧本兰亭跋》,此作仅存寥寥数字,却可洞见吴氏小楷之精妙所在。亦如启功先生所评:“字若蝇头,笔如蚊脚,而体作钟惑,雅有六朝之韵。”

该帖用笔精工至极,毫厘不爽.点画劲健有力,提按顿挫分明;字形稍扁,且字右捺及戈画均向右下方略作伸展,使得重心下移,稳中求妍。此帖在章法的处理上,吴氏有意拉开字距,而行距更为夸张,这样处理使整幅作品布白空阔,疏朗有致,字里行间给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可谓得章法之新意。以此观之,吴氏小楷确有不凡之处,在南宋诸家中罕有与其比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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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说《庆门星聚帖》

吴氏兼善诸体,除游丝书、行草书、小楷外,榜书亦有可观。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仙佛》有这样的记载:“北关接待寺,寺额乃吴傅朋书,救赐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颇失书体。其右廉有右观音殿,亦傅朋书。”

既然是“救赐”,必奉皇帝之命,可以推想吴说在当时题写匾额不在少数。而“颇失书体”恰恰说明了傅朋所题匾额未能尽如人意,其由小字“展而大之”,此绝非题写榜书之法,也就是说以小字之法书写大字,绝不可观。无独有偶,董其昌亦有类似经历,“往余以《黄庭》、《乐毅》真书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得佳”。

由此可见,题写榜书非一般伏案弄翰,米芾曾言:“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这里米芾所题榜书,重在气势贯通,笔笔相生,浑然一体。米、吴二人虽同为远师魏晋,近取唐法,而米南宫书法之”风墙阵马,沉著痛快“,于吴傅朋书作中却难以见到,榜书亦重在字之体格,如李溥光所言:”大抵大字如王者之尊,冠冕俨然,有威严端厚之福相也。倘犯粗俗飘敬之态者,即小人颠沛之状,岂足观哉!“

若以此比观傅朋所书,恐多有不备。故周密称其题榜 ”颇失书体“便不无道理。吴说的榜书题匾今未见,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加以认识。虞集在《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中对吴说榜书有明确的描述”予过豫章见滕王阁匾,吴傅朋公所题也。徘徊顾瞻,叹其深稳端润,非近时怒张筋脉屈折生柴之态。“依虞集所述,其曾亲见傅朋题匾,字体端庄润雅有别于近时俗体。

作为南宋初年书坛翘楚,吴说书法颇得时人及后代关注,可吴氏本人并没有留下专门的书学论著,我们只能从其存世的书法作品中析理一二。傅朋书法慕追钟王,力取晋韵,以此而论,绝非南宋其他习王者可以比类,亦如曹宝麟先生所言:”纯粹从承继王氏书风的角度来看,吴说的深入程度稍胜蔡襄和薛绍彭,比之高宗更远出其上。“

虽说其书偶有唐宋笔意,但取法乎上,立足魏晋仍是主流,这也代表了以吴说、赵构为首的南宋初年书法的复古风尚。另外吴氏兼善诸体,是其师法广博书学思想的体现,仅以此比观南宋诸家,恐尤有不及,这在南宋初年确属难能可贵。

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吴氏书法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其书法是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自家面目总是因囿而止,未能明显。于此我们不能把原因只推到吴说个人身上,而要考虑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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