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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性题材这块肥沃的土地自然是不会被剧作家轻易放手的,不过,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很容易过度突出独特的一面,未能历史地、艺术地完成舞台呈现。

戏曲创作的“有效积累”

时间:2012年09月21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安 葵

  艺术创作需要积累,特别需要“有效积累”。这种积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累优秀剧目,以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也是戏曲自身建设所必需;二是积累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经验,使后来的创作能够保持和发扬戏曲的特点和优势,并能不断创新。

  参加2012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的戏曲作品,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体现。其中有很多是经过长时间舞台考验的,如昆曲《班昭》,川剧《易胆大》,京剧《廉吏于成龙》、《北风紧》,吕剧《苦菜花》等,蔡正仁、张静娴、尚长荣、郎咸芬等老艺术家的演出使作品韵味浓郁,同时也带动和培养了新的人才。这些剧目问世时引起过轰动,今天再演出,观众依然能感受到它们强大的艺术魅力。还有许多剧目自创作演出以来,不断修改加工,为成为优秀保留剧目而努力。

  我们党的戏曲剧目政策是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和整理改编传统剧“三者并举”,近年来戏曲创作在这三个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现代戏创作的成就是这次展演的一个突出的亮点。在这些剧目中有的是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如写刘胡兰的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晋剧《刘胡兰》,写出了英雄的成长过程,写出了人物亲情与革命感情的统一,真实可信,受到群众欢迎。表现当代英模人物申纪兰、焦裕禄的作品也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这说明英雄人物题材只要积极探索,是能够常写常新的。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吕剧《苦菜花》、柳琴戏《沂蒙情》等引导观众在对革命历史的回忆中加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崇高的美、高尚的精神感染观众,那么表现普通人生活的一些现代戏则闪现着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的光彩。如秦腔《西京故事》中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罗天福,在遭遇到种种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动摇自己的道德信念。淮剧《半车老师》中的乡村教师田半车对已经毕业的学生仍然坚持进行诚信教育,他本人也处处为人师表,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性,性格似乎有些迂腐,却非常可爱。河北梆子《日头日头照着我》塑造了年轻的基层女干部任文秀的形象,她凭着一股闯劲克服了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用亲民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二人台《花落花开》、河北梆子《晚雪》、吉剧《鹿乡姐妹》等都表现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纠葛、群众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努力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

  新编历史剧是新时期以来成就较为突出的戏曲门类,近年创作势头不减,主要表现在视角更为开阔,创作者摆脱了浅近的功利目的,努力发掘丰富的历史内涵,塑造出令人崇敬、感佩或慨叹的人物形象,如京剧《建安轶事》、《将军道》、《无旨钦差》、桂剧《七步吟》等。一些近代人物和企业家也被搬上了戏曲舞台,如谭嗣同(湘剧《谭嗣同》)、蔡锷(粤剧《小凤仙》)、林觉民(闽剧《别妻书》)、牛子厚(京剧《牛子厚》)等各具风采。

  整理改编传统戏是戏曲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演出优秀的传统戏也是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年的改编更重视对传统中精华的保存,并重视对传统艺术特点的弘扬。如京剧《香莲案》、婺剧《穆桂英》、闽剧《红裙记》、越剧《狸猫换太子》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有些作品是根据传统题材创作的,如豫剧《苏武牧羊》,京剧《清风亭》、《韩玉娘》等,这些作品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证明传统题材有丰富的思想蕴涵,可以为新的创作提供有用的资源。

  无论是创作现代戏、新编历史戏,还是整理改编传统剧目,都是新形势下戏曲开掘题材和探索形式的有益之举。题材和形式促进着创作的积累,而创作和演出又丰富着优秀剧目和宝贵经验的积累,“有效积累”的链条不断,戏曲艺术的发展繁荣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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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统戏以女性题材为资源进行挖掘创造,拓宽了戏曲题材的空间、丰富了戏曲人物形象,产生了众多性格鲜明、思想解放、聪敏睿智的女性形象和作品。与此类成功剧目的创作理念不同,有些剧目则为了突出悲剧性、深刻性、特殊性、传奇性,将女性塑造成了高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

京剧《曹操与杨修》

《焦裕禄》

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南京举行——

  ◎ 这种创作理念绝不能过度膨胀,如果中国的历史完全都是由如此性格的女性“统治”着,恐怕历史早该改写了。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要紧紧抓住她们的独特性和感染力,同时也要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角度出发,艺术地、真实地完成舞台呈现。

豫剧《焦裕禄》

《曹操与杨修》

展现京剧艺术继承与创新的最新成果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样式,千百年来她以丰富的题材故事、情趣各异的审美追求、唱腔变幻多姿的音乐形态,以及风格迥异的表演技艺备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和青睐。戏曲题材的选择和戏曲人物的塑造是戏曲剧目创作的重要内容,女性这一社会生活中独特的群体作为戏曲塑造的形象在戏曲创作中并不少见。悲天悯人、感天动地的窦娥,勤劳贤惠、孝顺可敬的赵五娘,忠贞孝道、不畏权贵的秦香莲,忠于爱情、大胆追求自由的杜丽娘等一系列性格鲜明、可亲可敬的女性形象,深深地印在老百姓的心中。

昆剧《十五贯》

《董生与李氏》

《陈廷敬》

  近年来,戏曲创作在女性题材方面仍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新的人物形象和表现角度体现了戏曲界新的思考和价值表达。这些戏曲舞台上的女性人物不仅丰富了当下的舞台,以艺术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当代思考,同时在戏曲艺术变革、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也进一步提出对女性题材戏曲剧目的创作问题进行总结、思考的艺术诉求。

晋剧《傅山进京》

《狗儿爷涅槃》

“共襄京剧盛举,彰显文化自信。”由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5月11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本届京剧节汇聚了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34个京剧表演团体的29台剧目、5台武戏折子戏专场和2台祝贺演出剧目,可谓流派纷呈、名家荟萃、好戏连台。62场演出、10至80元的“低票价”、高达95%的上座率、6万多观众走进剧场,让京剧节名副其实地成为“京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本届京剧节也是取消评奖环节,代之以“一剧一评”方式把脉艺术创作的第二年,专家们对剧目质量、演出效果、传承创新、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愈加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让主创者收获颇丰。当然,京剧节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精彩的演出,现代戏创作成果丰硕,历史剧、传统戏齐头并进,武戏折子戏获满堂喝彩成为京剧节的三大特色,一批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京剧艺术继承与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的优秀作品,不仅为广大戏迷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业界探讨和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实践。

  新编历史剧以一批深明大义、睿智果敢的女性人物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艺术思考。

淮剧《金龙与蜉蝣》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戏曲变化巨大的40年,从最初的百废待兴,到后来的百花齐放,再到今天的重整向前。40年来的戏曲艺术,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好剧目,也成长起来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编导人员和演职人员,好剧目、好主创与好演员之间的相互促发,推动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伴随着成就、收获与喜悦,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与曲折,这些一样需要我们去正视和面对。惟其如此,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的汗水才能真正浇灌出戏曲艺术的春天。

现代戏剧目创作成果丰厚:

  历史无论多么久远、模糊,它与现实生活、个人情感命运总会有诸多的相似和不解的关联,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独特性。历史剧的创作演出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在历史中汲取着营养,历史剧的创作及对历史上女性人物的塑造同样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内容,剧作家通过对她们的书写表达了自己独立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艺术的哲学思考,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积极的不懈努力。

戏曲艺术如同古老的园林,奇花佳木千百年来置根神州大地,发荣滋长,蓊郁葱茏。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社会沉沦,经济凋敝,戏曲园地已是林木萧疏,许多树种几近枯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在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党和政府根据中国的实际,制订了正确的戏曲方针政策,努力修复戏曲文化生态。20世纪50年代初,党确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使这一方针得到具体落实。至60年代初,又形成了整理改编传统戏、创作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70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当我们发现了失误,便认真纠正,经过广大戏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现在戏曲园地确已呈现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绚丽景色。

新编历史剧的人文拓展与文学输氧

“要有反映大时代的胸怀和眼光”

  著名剧作家郑怀兴创作的苏剧《柳如是》,取材于明清易代之际著名文人钱谦益和名妓柳如是之间爱情、生活、价值理念的矛盾冲突。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其诗词、书法皆有较高造诣。钱谦益才华横溢,学贯古今,名噪朝野;柳如是因仰慕这位明末文坛领袖的品格、才学而以身相许。明亡后,钱谦益变节仕清,柳如是对他失望、质问、怨恨,但是仍然体现出对丈夫的疼爱,而非绝情的痛斥与果敢的离弃。这样的女性是可敬的,也是可亲的。夜里微醺的柳如是荷锄入园,把钱谦益的前朝衣冠亲手埋入土中,为他修一衣冠冢。柳如是面对三炷清香、一抔黄土,饮酒、恸哭、大笑、忧愁,表现了一代才女拥有的理想抱负和夫妻情义,醉而不疯,悲而不绝。王芳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刚烈、儒雅、聪颖、贤良的才女子。

整理改编传统戏:发挥滋养心灵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新编历史剧曾出现过一度的辉煌。特别是以“三驾马车”王仁杰、郑怀兴、周长赋等为代表的福建史剧的勃兴,以强势的力度彰显了新编历史剧的磅礴之气与慷慨沉郁。回溯历史,1980年代正是“西学”再次“东渐”与本土重新建构双重互动的文化交锋时期,中西跨越与古今贯通的文艺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剧创作领域。剧作家一边向外学习一边向内归省,以启蒙意识与理性色彩彰显了历史剧的时代品质。川渝的魏明伦、徐棻,北京的郭启宏,湖南的陈亚先,这些剧作家在植根于传统并以包容的开放意识迎接新学的前提下,相继诞生了属于时代又体现自我认知的历史新剧《董生与李氏》《节妇吟》《新亭泪》《傅山进京》《状元与乞丐》《夕照祁山》《潘金莲》《欲海狂潮》《南唐遗事》《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建安轶事》等,这些很多在今天依然常演常新、令人深思的历史剧目,常常被评论界冠之为“人文戏曲”,引领了40年来历史剧创作的艺术风向:文本上逐步由伦理道德向人性哲理的维度拓展,人物塑造不断突破类型化和扁平化手法,舞台呈现则由以演员为主体向以演员为核心的整体呈现发展。

现代戏是戏曲进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标志之一,是传统戏曲进行现代转型过程中宝贵的艺术探索和经验积累,体现了戏剧工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对时代的担当。现代戏在“三并举”的各类剧目中创作难度最大,但对整个京剧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届京剧艺术节参演的大戏中有17台京剧现代戏,占比近60%。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剧目有《西安事变》、《党的女儿》、《江姐》、《大钊先生》、《邓恩铭》等剧目,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的有《青衣》、《美丽人生》、《向农》、《温世仁》等。“现代戏难写,因为它反映的内容跟我们的距离太近了,许多真人真事题材、英模题材的原型或者家属尚在,写作难度较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薛若琳谈到,但本届京剧艺术节的现代戏给人不少惊喜。“戏剧的故事质量直接关系戏的成败。”薛若琳认为,现代戏创作首先要编好戏剧故事,解决好“惯性情节”和“叙事节点”两个问题;其次要感人、要动情,“乐人易,动人难”,惟有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才能流传下去;第三要写好细节。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有效积累,新中国戏曲70年。  蔡文姬,名琰,原字昭姬,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京剧《建安轶事》截取蔡文姬归汉以后的生活为题材,突出表现了她变幻不定的生活际遇和曲折动人的情感生活。《董生与李氏》中塑造了一位年轻貌美、大胆追求爱情的年轻寡妇李氏,她情感真切、细腻,生活在丈夫的牢笼里,丈夫死了还要安排董四畏来监视她。昆曲《李香君》、京剧《北风紧》、川剧《李亚仙》、昆曲《红楼梦》、川剧《潘金莲》等剧目,都成功地塑造了李香君、完颜标艳、李亚仙、林黛玉、薛宝钗、潘金莲等女性形象,她们触动了戏曲剧作者、表演者的心灵深处。创作者通过这些女性的曲折历程,传达了其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思考,完成了充满思想性的艺术创作。

如何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因此对每一项政策的认识和落实,具体讲比如对每一类剧目价值的认识和如何进行创作,都曾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与“人文戏曲”相辅相成的,是戏曲剧目从文学经典、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等艺术样式里汲取营养而进行的创作。这类创作不仅是中国戏曲发展了七八百年来剧目积累的重要来源,而且是有艺术难度和艺术智慧的理性选择。由湖北省京剧院创排的《徐九经升官记》,来源于单口相声《姚家井》。该剧是一出以丑角为主的优秀喜剧,唱、念、做并重。1981年赴京演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全国有200多个院团移植了该剧,这一创作也成为新编历史剧的一段佳话。继《徐九经升官记》之后,湖北省京剧院信心十足,相继推出了《膏药章》《法门众生相》《药王庙传奇》等一系列优秀剧目,制造了舞台创作“五连冠”的艺术景观。雪莱说:“诗是以它永恒的真实表达出来的关于人生的真正图景。”戏剧亦然,特别是新编历史剧。当然,真正好的历史剧创作,还是根据人物行动的内涵,来确定具体的表现手段。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编历史剧创作,从古今中外之文学经典中改编成功的戏曲剧目不胜枚举。特别是近年来的世界经典移植,如《图兰朵》《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美狄亚》等,创造了诸多戏曲剧种与剧目辉煌。其中,根据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改编而成的川剧《欲海狂潮》便是一部得益于外国文学经典的好剧。该剧由徐棻操刀,把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颇有挑战性的“思辨”故事进行了“麻辣味”十足的川剧演化。剧中被不断重复的两句话——“如果没有欲望,你将怎样生活”“如果只有欲望,生活又是什么”,以极强烈的艺术质感直逼观众的心灵世界。

如何进一步提高现代戏创作的成功率,从题材开掘角度,江苏省剧协名誉主席汪人元认为,创作者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要有反映大时代的胸怀和眼光,去传达一个时代最内在、最本质的情绪,去表现一个民族最生动、最有活力的呼吸,并在捕捉和体味民众的喜闻乐见中找到题材内涵的隽永。应避免把创作搞成圈内的事,满足于同行关注的圈内热,让现代戏真正成为对民众心灵的回应,成为他们的生活镜像和生活的延伸。而不能只是被动地跟随时代潮流把戏曲事业变成名利场。汪人元表示,要实现京剧现代戏好看、耐看,一要避免各种应时应景的短期行为,二要在艺术上追求戏曲所应该和必须具有的可供反复欣赏的特殊价值。“当前需要努力克服功力不足和功夫不足的两‘功’不足现象,让京剧现代戏更加精彩、更有持久的生命活力。”

  现代戏中塑造的思想开放、性格鲜明的现代女性形象,大大丰富了戏曲创作的题材范围和舞台表现空间。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古典剧目和传统剧目,这些剧目还有没有价值,如何使之流传于舞台,是首先遇到的问题。最先得到肯定的是那些具有反抗斗争精神和有较强现实意义的作家、作品。如经过整理改编的昆曲《十五贯》;1958年隆重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窦娥冤》《谭记儿》等作品被各剧种搬演。而《琵琶记》《长生殿》等作品则引起争论,学术界进行了多次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证明人民是不会轻易抛弃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优秀的民族文化空前重视。随着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仅《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古典名著都被搬演于舞台,许多沉没许久的传奇剧目以至杂剧剧目、南戏剧目也陆续被挖掘出来,搬演于昆曲和其他剧种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举办过数次纪念汤显祖的学术活动,2016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提议,中国与英国同时举行了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学术研讨和演出活动,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近年来,表现历史文化名人也成为各地戏曲创作的一个热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得到高度重视并发挥了滋养人们心灵的作用,这是一座座看似遥远却仍然层峦叠翠的高山。

现代戏创作的高起点与舞台实践

新编历史剧、改编整理传统戏: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5  除时间跨度久远、人物众多、地域广阔的历史题材以外,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也是戏曲创作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与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相比,现代戏在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百姓生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京剧《华子良》、晋剧《上马街》、评剧《马本仓当“官”记》、花鼓戏《平民领袖》、淮剧《半车老师》、粤剧《小凤仙》和豫剧《兰考往事——焦裕禄》等一批优秀的现代戏剧目充分反映了现代戏的成就。

各剧种留下的传统剧目更是浩如烟海,题材内容非常广阔。郭汉城先生曾说,他的家乡浙江的地方戏,人们常说:绍剧“打江山”,越剧“讨老婆”。前者指反映帝王将相的袍带戏,后者指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它们大都是民间创作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但也常有粗俗的东西或带有封建性的糟粕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曲理论家首先从“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角度从总体上肯定了传统戏的价值,然后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对其进行整理改编。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共有23个剧种37个剧团演出了82个剧目。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人们也正是从这些经过整理改编的优秀剧目中看到了中国戏曲不朽的价值。外国友人赞叹这些剧目如同擦去了污垢的明珠。各剧种演出这些优秀剧目的演员如京剧的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汉剧的陈伯华、豫剧的常香玉、越剧的袁雪芬、桂剧的尹羲等,成为各剧种的代表性人物,引领着各剧种的革新创造。

同样都是新编剧目,与新编历史剧相比,现代戏高起点的基础,开启了这一戏剧样式此后40年的发展历程。以荣获第11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的豫剧《焦裕禄》为例,编剧在塑造焦裕禄这一舞台艺术形象时,并没有停留在高大全式的单向度人物塑造,而是从典型事件中寻找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展现一个好官首先是从一个有思考、有困惑、有犹豫、有挣扎的真实的“人”做起。唱词“百姓歌”里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是清。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千万条树根把大树撑”,说的都是老百姓的俗话,通过焦裕禄的口传递的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党群关系的价值判断。看似是一个老题材,它却有唤起当代观众强烈共鸣的能量,这主要得益于题材本身饱蕴了当代人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与之相匹配的,还有该剧的二度创作,表演上特别注重节奏和韵白,注重表演动作和程式化的艺术提炼。植树舞、抗洪舞,特别是连续六次大劈叉动作表现焦裕禄抗洪艰难直到晕倒的舞台处理,很好地展现了身段在现代戏中的重要意义,也是解决“话剧 唱”这一常被诟病的现代戏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秉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

  革命现代戏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为革命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的英雄女性,她们的顽强精神和无畏气概深深地感染了观众。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塑造了英勇坚贞、宁死不屈的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粤剧《小凤仙》和京剧《知音》取材相同,在蔡锷与小凤仙相知、相识、相爱的过程中,塑造了有胆有识、敢于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风尘女子小凤仙。吕剧《苦菜花》歌颂了在民族利益面前展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顶天立地的英雄母亲冯大娘的伟大精神;柳琴戏《沂蒙情》塑造了抗战时期以山杏为代表的沂蒙女人的光辉形象,展现了她们坚强、执著、牺牲、奉献的沂蒙精神。

70年来,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从重点强调剔除糟粕到重视尽量多的保留精华,从不得不“禁演”一些戏到不断地“化腐朽为神奇”,从五六十年代的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到八九十年代的川剧《田姐与庄周》《刘氏四娘》,开拓了传统戏曲蕴涵的价值,彰显了剧作家在推陈出新思想指引下所具有的创造力。悲剧、喜剧、悲喜剧,各种风格、题材的传统戏如浪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大地。

戏曲艺术表现现当代人的生活情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1981年举办的戏曲现代戏会演,很好地检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戏创作的成就,这是继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后的又一次现代戏盛典,开启了现代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题材广泛、哲蕴深厚、表演突出且能很好运用现代艺术元素创造戏曲意境的现代戏曲剧目。如京剧《药王庙传奇》《膏药章》《骆驼祥子》《华子良》、川剧《金子》《变脸》《山杠爷》《死水微澜》、评剧《风流寡妇》《我那呼兰河》、蒲剧《土炕上的女人》等。上述多数剧目,较好地探索了生活的质感与戏剧的美感的有机结合,有的剧目以思想上的力道见长,有的则以探寻人性探幽为自身特色,也有的善于映现生活中的哲理性意蕴,或者彰显了时代意识的高度觉醒。

无论是宣扬爱国情怀的《狄青》、《奇女无容》,体现反腐倡廉、惩恶扬善精神的《天道行》、《陈廷敬》,还是立足本地名胜古迹、历史名人的《大明城墙》、《辛追》,探讨人性矛盾的《庄妃》、《赵武灵王》等,均展示了近些年京剧工作者在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戏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少作品将时代精神与戏曲本体相融合,秉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方向,体现出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

  “女人当家日子旺,风河飞来金凤凰。”河北梆子《女人九香》塑造了新农村建设中敢想敢干、刚直不阿、精明泼辣的女性——九香,她大胆包租土地种植进口品种蔬菜,带领全村人民致富,反映了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艰辛历程与生存状态。吉剧《站醒台》(《鹿乡姐妹》)中闫家三姐妹,也都是新农村建设中突出的女性形象。滑稽戏《顾家姆妈》讲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女护士顾飞雪突然失踪了,把自己收养的一对龙凤胎弃婴留给了扬州保姆阿旦。本来只是顾家保姆的阿旦,终身未嫁,勤勤恳恳把两个孩子养大,日子越过越好,最终向孩子们揭开了谜底,在心酸的故事中袒露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顾家姆妈》由于苏州滑稽剧团台柱子顾芗的完美演绎,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还被天津评剧院三团移植创作了评剧《非常妈妈》,足见剧作和保姆阿旦形象强大的艺术力量。此外,河北梆子《晚雪》中历尽坎坷寻找养女燕子的母亲晚雪、漫瀚剧《草原阿妈》中收养孤儿的蒙古族教师乌兰,这些女性对别人的孩子投入了无微不至的爱,平凡人的身上折射出母爱的熠熠光辉。

新编历史剧:体现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要保持原发的艺术生命力,戏曲当然要与时俱进,突破题材束缚,展现当代人多维度的生活面向和时代风貌。近年来,现代戏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新的发展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阔步前进、趋向成熟的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突破、全面走向成熟的新阶段。这种成熟既表现在其在艺术层面上的回归与探索,也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多维度拓展。随着国家层面上对戏曲艺术的政策扶植,眼光向下的服务理念使得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已经持续开展了三届,现实题材创作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弘扬。特别是近年来诞生的既有较好口碑又有艺术探索的现实题材现代戏如秦腔《狗儿爷涅槃》《西京故事》、沪剧《挑山女人》、茂腔《失却的银婚》、豫剧《焦裕禄》《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现代戏的现代性高于一切。这里的“现代性”,既包括思想上的现代性思考,也包括艺术形式上戏曲的本体化、本土化和戏曲化等的现代性探索。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吕育忠认为,任何一个有追求、有作为、有担当的京剧院团不仅要创作穿越历史、烛照今天的新编历史剧,而且要把握好历史流变与时代脉动的契合共振,使其富有时代质感。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为京剧新编历史戏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京剧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多元的文化视野,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强大的滋养,承袭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谈到挖掘整理传承好院团的优秀保留剧目问题,吕育忠表示,保留剧目凝结了历代艺术家的表演精粹,而且铸就了一个院团的风格与品性,是一个院团发展的根、发展的魂。对那些曾经优秀的保留剧目,必须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激活传统、融入时代,确保优秀保留剧目在新时期绽放出新的光彩,使剧目富有生命活力,使院团的艺术创作形成有效的积累。

  此外,蒲剧《山村母亲》中为儿子默默奉献、隐瞒自己身份的母亲,秦腔《花儿声声》中热情奔放、热爱花儿、敢于追求爱情、留恋山村的王杏花,晋剧《大红灯笼》中生活在封建家庭中内心煎熬、备受扭曲的姨太太颂莲、卓云、梅珊,川剧《金子》中爱恨交织、充满悲剧命运的金子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都成为戏曲舞台上别具特色的人物。这些活灵活现的现代女性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戏曲创作的题材,还伴随着新人物的塑造拓展了戏曲的表现空间。

传统戏很多都来自古代的历史故事,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少作品的历史观不够正确,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不太在意。因此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编历史剧的要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20世纪60年代,有些历史学家又提出要为历史剧“正名”,把历史剧与传统戏区分开来。虽然剧作家、艺术家大多主张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但新编历史剧对“历史真实”都给予了更多关注。所以70年来的新编历史剧显示出与传统戏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

整理改编传统戏的多维探索与精致表达

“回想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历史剧创作上,很多剧作家都能潜入到历史深处,反思、总结历史规律,将自己深厚的艺术积淀融入到作品中。”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评章谈到,今天的创作者在面对新编历史剧时,也应该自觉传承这些宝贵的艺术经验,从内心出发、从历史出发,尊重京剧创作规律。薛若琳认为,时下有些新编历史剧作品貌似“历史”,实际上是在伪造历史,这种打着“严肃戏说”的旗号,解构历史、消费历史的创作倾向值得警惕。

  女性题材新编戏曲剧目创作和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突出女性人物独特性、思想性的同时,还需历史地、艺术地完成呈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历史剧的古为今用,所以在抗美援朝时期出现大量写信陵君因懂得“唇亡齿寒”道理而“窃符救赵”故事的戏,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大量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戏。古为今用的负面便被理解为搞“影射”,“文革”期间,《海瑞罢官》等作品被曲解为影射攻击现实,作者受到残酷迫害。尽管有这些曲折,“文革”前也有多部优秀的历史剧存留史册。如粤剧《关汉卿》、京剧《谢瑶环》、黔剧《奢香夫人》、绍剧《于谦》等,它们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崇高精神,表现了古代社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风貌。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剧创作弘扬了表现历史人物精神的价值取向,剧作家更强调体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强调寻求今人与古人心灵的共振,近40年出现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莆仙戏《新亭泪》《秋风辞》、川剧《巴山秀才》、越剧《汉宫怨》、昆曲《南唐遗事》《陆游与唐琬》《班昭》、京剧《曹操与杨修》、湘剧《山鬼》《马陵道》、满族新城戏《铁血女真》、蒙古剧《满都海斯琴》、晋剧《傅山进京》、京剧《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等等;以及花鼓戏《喜脉案》、闽剧《天鹅宴》、吉剧《一夜皇妃》、龙江剧《荒唐宝玉》、高甲戏《玉珠串》、闽剧《贬官记》、壮剧《歌王》、淮剧《金龙与蜉蝣》、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芗剧《保婴记》等古代故事剧,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1983年,于戏曲人而言意义非凡。这一年,在经历了舞台长久萧条沉寂的历史后,戏曲人开启了评判自己的一个新坐标——取意“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梅花奖为中国的戏曲事业点亮了夜空。自此,几经变幻、更新、添补或加减的“梅花奖”成为戏曲人实现自我、认知自我的一个重要坐标。张继青、叶少兰、任跟心、晓艇、刘长瑜、李维康、郭泽民、谷文月、刘玉玲、王蔓苓等这些第一届获奖人选成为后来戏曲事业的重要领军人物,传统戏在这个时候的重要地位也被凸显出来,各院团开始逐步恢复传统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昆曲《牡丹亭》《朱买臣休妻》《李慧娘》、京剧《白蛇传》《玉堂春》《秦香莲》《凤还巢》《打渔杀家》《春草闯堂》《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吕布与貂蝉》《群英会》《周仁献嫂》、蒲剧《挂画》《拾玉镯》《打神告庙》《黄逼宫》《徐策跑城》《杀驿》、川剧《逼侄赴科》《问病逼宫》等,这些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并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被整理改编出来,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戏曲风向。时至今日,很多看过张继青现场表演的戏迷,依然有一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结,因为他们“看了她的表演,才知道昆曲之美”“听了她的唱,再听不得别人的了”。

剧本有拓展、文学性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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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的新编历史剧包括古代故事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们体现了历史研究新的成果,剧作家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剧作家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发挥艺术想象,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剧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充分体现,风格样式更加多样;剧本文学与舞台演出有了更紧密的结合,高质量的剧本与优秀演员的表演相得益彰,如尚长荣演出的曹操、魏征、于成龙,晋剧演员谢涛演出的傅山等,在舞台上呈现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当然,传统戏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于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的智慧累积。于是,我们看到的豫剧《花木兰》之所以亮丽动人,既因着常香玉细腻而考究的表演,又离不开那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木兰诗》到徐渭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再到京剧《木兰从军》、桂剧《木兰从军》等跨度近1500年,积淀出深厚的中国文艺故事体系和古朴天然的人物情感与美学精神。这些不断附加的文化元素,构筑了戏曲艺术自成体系的有关艺术的、文化的乃至性别意识上的自我发现。所以,传统戏有技艺的、审美的和文化上的高度和难点,但也有需要结合时代的、地域的甚至是演员个体的自我表达,故而剧种与流派的意义在戏曲的评价体系中尤其需要被重视。

“诗性表达与戏曲表达的融合”

晋剧《大红灯笼》剧照

现代戏:表现生活的真善美

改革开放40年,传统戏经历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创新”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换句话说,40年的发展历程又是对戏曲艺术不断客观而理性认知的完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舞台技术与时代审美的发展完善,传统戏的价值维度也在不断地被发现、被认知。故而从1985年开始提出的“音配像”到2001之后掀起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都包含着对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方面的再认识,也或者说,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如何发展的再认识。因此,面对传统我们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之于民族未来的重要意义。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文化自信,更是被激荡、高扬起来。迎着这股文化大潮,特别是《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以后,戏曲艺术的外部环境逐渐好转,传统戏的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业内外人士所关注。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剧目层出不穷,比如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京剧《白蛇传》、秦腔《三滴血》、豫剧《红梅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曲剧《白兔记》等,这些整理改编后的剧目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艺术的技、艺精华,也巧妙地融入了当代人的审美取向。

不少专家表示,本届京剧节的剧目在剧本创作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体现了多元化的发展倾向,剧目中既有根据小说改编的作品,也有根据地方戏、话剧、歌剧等其他艺术类型改编的作品。“京剧节是京剧各类人才一展风采的平台,但看过展演剧目明显感觉到,创作人才弱于表演人才的状况非常明显。”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博敏表示,“尽管我们的剧目题材丰富、类型多样,但是京剧剧本创作人才的匮乏依旧是京剧发展的瓶颈。”

  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戏曲表演舞台上是需要的,在艺术创作上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长久以来,中国男权社会的性质使女性天然具有弱者的地位,悲剧作品中塑造成悲剧人物有感染力;二是同样的事迹、行动由女性担当起来更具有典型意义,女英雄更能成为榜样;三是女性与男性性别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与男性的迥异,进一步导致其思想意识、价值观上的殊异。女性题材这块肥沃的土地自然是不会被剧作家轻易放手的,不过,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很容易过度突出独特的一面,未能历史地、艺术地完成舞台呈现。

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即推陈出新。整理改编传统戏是直接进行推陈出新的创造,新编历史剧包括古代故事剧与传统的艺术样式切近,但时代感更强,同样是重要的推陈出新;而最能直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是现代戏。现代戏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能脱离传统,但又必须反映出新的生活面貌,因此必须克服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上的许多矛盾。

不过也有令人忧思的所在。就现代戏而言,其意义自然不仅仅在于写当代、演当代,更在于通过写和演,去触及当代人的灵魂。在现代戏表现当代生活还存有大量盲区时,戏曲人不得不思考并不断探索戏曲的现代化和当代体系问题。当下新编历史剧几乎变成了各地名人大普查,故事老套,人物老套,结构也老套。整理改编传统戏的舞台实践巧妙而鲜活地融入了当代人的审美取向,这是令人可喜的收获,然而对这些新的变动引发的戏曲发展问题,当下的评论界缺少洞见式的理论关照。整体而言,戏曲艺术的评论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一剧目的解释性文章多,戏曲本体、戏曲热点、戏曲事象的深入分析少。与舞台美术的生动实践相比,舞台美术评论人才的奇缺几乎使这一领域目前处于失声状态,也是一个值得戏曲人警醒的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认为,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剧种,目前的发展遭遇着几个“不平衡”状态。其中,很重要的是文学表达方式的“不平衡”,这根源于“剧诗”原则受到冲击。“很多剧本的文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人物的塑造类型、结构的组织方式等要素。”王馗认为,京剧剧本既要注重文学性、诗性的表达,也要注重戏曲性的规律,既要讲究文采,也要表达时代的精气神。同时,他还谈到,京剧内在表演体系出现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行当失衡、流派失衡,比如有的院团往往会围绕一个主角去打造一部作品,甚至出现了一个演员一场戏承担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唱段的现象,这些都是京剧发展中需要引起注意的。

  京剧《建安轶事》中,蔡文姬作为一代才女并非少情寡欲,和普通女性一样她也渴望自己拥有美满的爱情生活,但是她又无法忘却自己的过去,在面对左贤王和自己的孩子阿迪时,她表现出一种无法抹去的留恋。这样的人物恰恰就是真实的人物、可信的人物,她既雄才满腹,又忧思难解;她既思念中原家乡,又难舍丈夫孩子;她既才学出众,又抹不开儿女情长……蔡文姬一生为情所伤,三嫁其夫,又怀着满腔壮志完成了《后汉纪》。这样一位命运多舛、情感波折的女性并没有被人为地提纯、拔高,不完美的文姬恰是真实的、感人的、美丽的。

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重视。在延安时期就对创作现代戏进行了尝试。1951年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即有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淮剧《王贵与李香香》等8个现代戏演出,并获得了奖励,增强了人们创作现代戏的信心。1958年“大跃进”,大家以高昂的热情创作现代戏,因为求快求多,许多作品艺术质量不高,但有生活积累并在艺术上有较高追求的剧作家和艺术家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创作出受到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如豫剧《朝阳沟》、评剧《金沙江畔》、京剧《白毛女》、锡剧《红色的种子》、沪剧《芦荡火种》等。1964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戏创作,会后对其中一些作品继续加工提高,显示出现代戏也可能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但“文革”期间,“样板戏”独霸舞台,把传统戏、历史戏及“样板戏”之外的现代戏都赶下,则给戏曲和整个民族文化造成巨大灾难,严重破坏了戏曲生态环境。

如果说40年就一个人而言,可以从一个婴孩成长为一位中年,从懵懂无知到四十不惑;那么40年于历史的长河而言,则如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细化到某一个领域,40年对于发展了几百年的戏曲艺术而言,它的历史不算很长,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总结来路、明晰自我、定位自我,进而发展和壮大自我。这正是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回望戏曲艺术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也是戏曲从业者满怀期待的起点。

“京剧剧本创作还需在原创力上有更大的提升。”王评章谈到,目前很多剧本写了“生活”,但是明显感到思想深度不够,生活积累、情感积累、文化积累比较单薄。“剧作者要有深入生活的强烈欲望,而不是坐着等待生活寻找我们。”浙江永嘉昆剧团编剧张烈以现代戏为例,谈到生活是创作的重要源泉,“现在一些创作者写的唱词很像剧作者一个人的语气,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身份、性格和生活经历,唱词应该表现出人物的个性,而不是随意拔高”。

  戏曲舞台上主人公被主观拔高、故意雕琢的做法并不少见,尤其是在革命现代戏创作中,这也是此类作品不吸引观众、感染力差的原因所在。刘胡兰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可亲可敬的青年女战士,更是一位信仰坚定、意志顽强的革命烈士。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和晋剧《刘胡兰》都是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戏曲作品,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各自不小的成就。《铡刀下的红梅》在戏剧结构上更加紧凑,集中表现的是刘胡兰上法场后与敌人英勇的周旋和坚强的意志,不愧称之为“女英雄”。晋剧《刘胡兰》另辟蹊径,通过刘胡兰的身世、家庭环境、参加革命过程,以及她为革命保守秘密而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艺术地再现了这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共产党员。该剧以真实的情感生活、生动有趣的细节、可亲可敬的人物,在轻描淡写之中塑造了一位不平凡的英雄,一个真实、可爱的小姑娘。作品充分尊重了人物的历史真实,合理把握了她的心理特征,不超越,不拔高,没有把刘胡兰写成反抗精神强烈,从小就是个强人、英雄那样的人物。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十多岁的女孩非要比成年人还强三分,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处理在其他作品中屡见不鲜。

“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全面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现代戏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急遽的变化,农村和城市都不断出现新事物,不断涌现新人。这些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物都在戏曲作品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川剧《四姑娘》、湖南花鼓戏《八品官》、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豫剧《朝阳沟内传》、淮剧《奇婚记》等,既不回避生活中的苦涩,更使人们从中看到新生活前进的脚步,看到新人的成长。与此同时,越剧《报童之歌》《三月春潮》、秦腔《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等作品在舞台上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现代戏不断向人性的深处开掘,在扬剧《皮九辣子》、采茶戏《榨油坊风情》、川剧《山杠爷》、评剧《三醉酒》等作品中塑造了有较大概括性的艺术形象。

  二人台《花落花开》也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良心考究中塑造了诚实、善良的月清;京剧新编历史剧《才女鱼玄机》描摹了一位诗赋满怀、情真意笃、因爱所痛、为情所困的才女,塑造了一位思念成疾、自甘沦落、大张艳帜、醉生梦死的鱼玄机。她的形象并非冰清玉洁、品德高尚,恰恰反映了唐代道观生活的混乱、部分女性的放纵等状态。汉剧改编传统戏《宇宙锋》,在历史语境下着重表现了赵艳容的心理变化历程,达到了修旧如旧的目的和效果。

现代戏不但要求表现生活的真,更要求表现生活的美。秦腔《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表现广阔的生活内容,透过坚强的人物性格的描写,表现了地域性的特色和生活的壮美,秦腔《花儿声声》把花儿的柔美、人性深处的温情,糅合在“无情的”历史变迁中。

  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统戏以女性题材为资源进行挖掘创造,拓宽了戏曲题材的空间、丰富了戏曲人物形象,产生了众多性格鲜明、思想解放、聪敏睿智的女性形象和作品。与此类成功剧目的创作理念不同,有些剧目则为了突出悲剧性、深刻性、特殊性、传奇性,将女性塑造成了高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这些女性又有一大批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批评精神,具有超越男性抗争精神和价值理念的世界观和英勇事迹。当然,这样的女性无论在当今全球化的中国,或是源远流长的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中都会存在,抑或是剧作家的价值理想的再现;但是,这种创作理念绝不能过度膨胀,如果中国的历史完全都是由如此性格的女性“统治”着,恐怕历史早该改写了。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要紧紧抓住她们的独特性和感染力,同时也要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角度出发,艺术地、真实地完成舞台呈现。

塑造好英模人物是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但读懂英模人物的心灵需要一个过程,艺术创作需要典型化,因此创作此类题材的难度很大。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出现了多部优秀的作品。如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湘剧《月亮粑粑》、河北梆子《李保国》以及以真人为原型的表现普通妇女的沪剧《挑山女人》等,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革命历史题材如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湘剧《李贞还乡》、京剧《华子良》《浴火黎明》、淮剧《送你过江》、闽剧《生命》等对革命历史做出了更为深刻细密的解读。

对外国名著的改编,对五四以来优秀作品的改编,使现代戏作品增加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戏的新品质,融进了更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哲理思考。川剧《死水微澜》、京剧《骆驼祥子》、甬剧《典妻》、川剧《欲海狂潮》《贵妇还乡》、淮剧《小镇》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耳目一新,使戏曲舞台呈现出更为斑斓的色彩。

三类剧目的创作都是在实践探索中前进的。传统剧目在新社会还有没有价值,传统戏需不需要改编;既然有传统戏,还需不需要创作历史剧,历史剧应该怎样创作;戏曲能不能演现代戏,需不需要演现代戏,演现代戏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有利还是不利?对这些问题都曾经有不同意见的争论。70年戏曲发展的事实对此已作出无须再争辩的回答。但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新的题材需要有新的表现形式;戏曲传统的美需要不断进行挖掘,同时需要不断增加新的时代的美。因此三类剧目的创作都仍需不断探索。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都需要用辩证的观点不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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