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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乾武,北京戏剧家协会

《新锐戏剧档案》的新书发布仪式选在蜂巢剧场举行。开场前十几分钟,孟京辉走了进来,和坐在第一排的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扈文建打招呼。“对这本书满意吗?”扈问。“满意。”孟答。十几分钟后,孟京辉坐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手握话筒,一手抚摸着《新锐戏剧档案》的封面,用诗歌般的语言,述说着他的满意和自豪。相比10年前出《先锋戏剧档案》时的忐忑,今天坐在自己亲自改建的小剧场里的孟京辉,变得更加笃定。这个时候,被《新锐戏剧档案》收入了数部作品的几位青年导演就坐在台下看着他。从“先锋”到“新锐”,在中国实验戏剧在摸爬滚打中走过的十年光阴中,这批新锐戏剧导演也如割后的韭菜般刷刷生长。

新京报讯(记者 刘臻 实习生 操傲文)北京时间3月27日晚9点,第73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发布会在法国举行。发布会公布了2019年度阿维尼翁戏剧节官方43部特邀剧目名单,其中中国导演孟京辉的当代戏剧作品《茶馆》收到今年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官方邀请,这是阿维尼翁戏剧节73年历史上首部中国大陆剧目入围“IN”。据悉,孟京辉版《茶馆》将在7月9日-20日在Opéra de confluence 大剧场连演10场,为能让《茶馆》在阿维尼翁顺利演出,戏剧节组委会还特地为这部剧量身改造剧场,重新调整了剧场的高度。

李晏舞台艺术摄影展亮相2014两岸小剧场艺术节

  先锋戏剧《阳台》主创人员合影(1993年)李晏摄

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大众传媒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大众传媒无处不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迅速改变了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戏剧与剧院也很快丧失了传统的主流文化地位,戏剧的危机与整体衰落已呈现令人叹息的颓势。时至今日,当我们隆重纪念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主流戏剧界仍是一片戏剧不景气的感慨之声。的确,今年春季,全国各地汇聚了3 1台话剧赴京庆贺,一些省会城市也相继举办了庆典演出,但热闹过后,除了北京、上海,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话剧院团仍然是偃旗息鼓,照样陷入过年过节难过日子的困境。

“飞扬的微尘粒组成的一本书”

此外,中国舞蹈家文慧与捷克导演索波多娃(Jana Svobodová)合作的《普通人》及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赛勒布伦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执导,以已故中国摄影师任航为创作灵感的戏《外观》也入围了阿维尼翁IN戏剧节。

  李晏用镜头将舞台上一个个珍贵的瞬间定格: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1月8日,在时尚廊书店里,数位青年学生争先背诵着一段段《恋爱中的犀牛》的台词,流畅得让人忍不住喝彩。戏剧导演孟京辉带来增补版《先锋戏剧档案》和新书《新锐戏剧档案》,与著名评论家唐晓渡、作家杨葵、摄影家李晏对谈20年戏剧发展,分享他们对于戏剧的心得和台前幕后的戏剧往事。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大众传媒日益兴盛,主流戏剧日益陷入危机的90年代,北京的一群满怀80年代的戏剧理想和青春激情的年轻人,在越来越崇尚物质的时代潮流中无所畏惧地选择了戏剧。当时的情形正如孟京辉在2000年出版的《先锋戏剧档案》编后记中所言:他们“一穷二白,没有钱没有空间没有发言权,只有年轻、躁动、勇气、欲望、狂想和等待。”然而,正是这些一穷二白的年轻戏剧人,一边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边高举先锋戏剧的大旗,在主流戏剧之外另辟蹊径,辛勤耕耘,通过10多年的创造与积累,从小到大,从默默无闻到引起关注,逐渐让走进剧场观看话剧成为首都相当一批文艺青年的文化或消费选择。如今,历经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青年戏剧人的参与和实践,从大学校园到社会,以青年为主体的民间戏剧活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同时,从民间自主自发,由青年人创作与推广并依靠青年人观赏与认同的青年戏剧已经成为北京商业演剧市场中的主力。因此,关注北京青年戏剧的现状与发展理应成为我们戏剧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部于9月下旬面世的《新锐戏剧档案》,以近年来涌现的10位青年戏剧导演为结构,不仅收入了每位导演的戏剧剧本,而且用档案的形式对这些戏的制作过程进行还原:导演手记、导演日记、排练计划、排练现场照片、书写在剧本对白旁的奇思妙想、演出预算表、灯光设备和音响设备的数量……这些原生态的资料呈现出比剧作故事还要丰富的背后制作故事,清晰地勾勒出创作者们探索、思考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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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先锋戏剧档案》到《新锐戏剧档案》:记住10个人的名字

“先锋”旗帜下的不同选择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孟京辉再推,阿维尼翁IN戏剧节首邀大陆相声剧。孟京辉表示:“特别希望当我们总结最近20年的戏剧创作和当代实验戏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时候,这本书可以被当作一个比较亲近的注脚。它是由我们每天看不见的飞扬的微尘粒组成的一本书,我替所有的创作者感到骄傲。”他把这本书看作“10年来可以探寻的一种轨迹”,“你在这轨迹里看到特别多矛盾的,甚至奇怪的、幼稚的东西,这里面的文字和图片,可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可笑,但它拥有历史留下来的一点点沉淀。”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孟京辉再推,阿维尼翁IN戏剧节首邀大陆相声剧。《茶馆》剧照。孟京辉工作室供图

台湾亲爱的剧团《收信快乐》

  1999年,《先锋戏剧档案》出版前,孟京辉和杨葵在公园里聊天,当时以为:像这样关于戏剧的书,且都是剧本、照片,乱七八糟的,估计没人关心,印2000本就差不多了。一年后,有一天杨葵到三里屯某酒吧看到一群年轻人人手一册《先锋戏剧档案》,他乐开了花。《先锋戏剧档案》确实创造了奇迹,不仅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遭遇困境、突破行为的档案性记载,更以其中的锋芒与锐利而成了后来戏剧乃至艺术创作人的必备参考,同时也成为不少文艺青年必读的经典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其价值愈发显见。

一种文化或艺术往往都是某种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北京青年戏剧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正值戏剧处于萧条时期,主流戏剧似乎失去了创作的原动力,更多侧重对传统戏剧的继承。此时,热衷戏剧的青年人高举先锋戏剧的大旗,既是针对传统保守的戏剧现状,更是对一种新戏剧的梦想和渴望。并且,当年在艺术上以先锋自居,崇尚现代派与后现代是一代青年的自然冲动,也是一种时代风尚。但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60年代戏剧人的几位代表人物在所谓“先锋”的旗帜下,其实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选择与追求。从民间自主自发,由青年人创作与推广并依靠青年人观赏与认同的青年戏剧已经成为北京商业演剧市场中的主力。

《新锐戏剧档案》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是未知,但10年前《先锋戏剧档案》的反响可以作为参照。当年做《先锋戏剧档案》时,孟京辉的心情是“既忐忑不安,又感觉时候到了,应该把它作为一种记忆进行梳理。”他根本没想到它会卖得那么好,卖了3万多册后,又加印了2万册。如今在他看来,这两本书构成了两个段落,它们之间互相吸引和印证。

阿维尼翁戏剧节是当今世界三大戏剧节之首,受邀于“IN”的剧目更是代表了国际当代戏剧的最高水准,戏剧节于1947年创立,每年七月开幕。作为世界重量级的艺术平台,阿维尼翁戏剧节曾上演过无数国际舞台大师之作,如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国际剧场导演彼得·布鲁克,舞蹈剧场先锋皮娜·鲍什,当代重要的德国剧作家海纳·穆勒,波兰教父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德国戏剧大师、前柏林人民剧院艺术总监弗兰克·卡斯托夫,美国后现代主义导演罗伯特·威尔逊等国际当代艺术大师都曾进入阿维尼翁IN戏剧节。得知入围消息后,新京报记者第一时间对话孟京辉,揭秘入选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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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开第113页。”孟京辉一边拿着书做示范一边说。增订版《先锋戏剧档案》增加了《臭虫》一剧资料,增加了孟京辉以读者和经历者身份于10年后写的笔记,更好玩儿的是,从第113页起到269页,每一页右下角都画有一个小孩子,哗哗地翻开去就会变成动画,像拉洋片:一个小孩儿在蹦,蹦起来翻一个跟头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脑袋又飞了,脑袋爆炸了,于是小孩找自己的脑袋。孟京辉说,当时画的时候手边没有什么书,有一本《斯大林格勒战役》,就在剧场演出的时候,拿着这本书,一个小时画完了。

1、坚持戏剧试验、追逐当代潮流的牟森

新锐导演眼中的《新锐戏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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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宝岛视障者艺团《黑洞之外》

  《新锐戏剧档案》源于《先锋戏剧档案》,据孟京辉介绍,收录了10位活跃的、有审美追求的、最年轻的导演作品,包括顾雷、何雨繁、黄盈、康赫、李建军、李凝、裴魁山、邵泽辉、赵川、赵淼,有剧本、剧照、排练资料、演出说明书以及导演笔记、观众评论等现场性、原初性资料。“通过《新锐戏剧档案》,我希望大家记住这10个人的名字,这10个人的名字至少在未来10年里你们会经常看到。他们会对未来中国戏剧和中国戏剧美学、戏剧文学、导演的操作还有戏剧生态,产生特别清晰而有力量的影响。”孟京辉强调。

牟森是青年戏剧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深受80年代戏剧文化的影响,大学毕业后组建了蛙试验剧团。1987年就演出了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尤奈斯库的《犀牛》,尽管是一次非商业性的演出,但在大学包括艺术院校乃至戏剧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88年,牟森排演了一个叫《士兵的故事》的音乐剧。1989年,他又导演了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大神布朗》。牟森在80年代末期就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当年,他在创作中的追求和探索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比专业剧团还要超前。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策划中心副主任、多年来扶持青年戏剧导演创作的傅维伯看来,《新锐戏剧档案》可以进入中国戏剧发展的里程碑,“这10个导演,可能代表了这十来年中,为戏剧理想艰辛付出的一代人。”

孟京辉工作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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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先锋”到“新锐”:年轻时胡闹过,最后总会有好玩的结果

90年代,牟森成立了戏剧车间,组织导演了《零档案》、《与艾滋有关》、《红鲱鱼》、《倾诉》等实验戏剧。1994年,牟森带着《零档案》应邀巡演欧美,参加了西方10多个各种各样的艺术节。牟森是第一个成功的青年先锋戏剧家,但随着也在海外艺术圈的成功却似乎意味着他与国内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1997年,当他回到北京在长安大戏院的小剧场导演实验戏剧《倾诉》之时,无论口碑还是票房都遭惨败。当时,全面市场化、大众化的文化环境基本上吞噬了实验戏剧的空间。从此,牟森开始淡出戏剧实践。

那么,作品被收入到这本书里的青年导演们,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这本书以及自己和这个群体多年来的创作历程?

新京报:你觉得阿维尼翁IN戏剧节节目总监为何看中《茶馆》?

孟京辉导演的《恋爱的犀牛》

  从先锋到新锐,两者相映成趣,好像是传承,却又是不在一个系统里的两种东西——这是孟京辉对于两者的感觉。从先锋到新锐到底有什么区别?孟京辉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所谓当时的先锋还有一点点炫耀和遮遮掩掩的东西,炫耀自己的先锋姿态,遮遮掩掩自己的美学追求。而新锐里每个人的感情都是强烈的,没有一个人是国家院团体制内的,不像一些先锋导演比如孟京辉自己,既在体制内,又有自己的工作室,“脚踩两只船”,有自己的资源空间,而他们没有资源空间,只是尽可能地在社会空间上占据一些周边关系,形成他们的资源。

2、关注当下现实、征服当代青年的孟京辉

拿着《新锐戏剧档案》,赵淼想到了还在大学读书时看过的《先锋戏剧档案》。多年以后,他和他的三拓旗剧团出现在新的戏剧档案中,他说自己有一种“又奇怪又骄傲的感觉”。

孟京辉:去年节目总监阿涅斯·妥丽来到乌镇戏剧节,当时《茶馆》作为开幕大戏首演,看完之后她觉得《茶馆》代表了当下一种危机感。其实她并不知道老舍先生是谁,但她能在戏剧行动语言及整体的编排中找寻出一种对整个人类的思考和忧虑,她当时就问我《茶馆》能不能到阿维尼翁戏剧节来,其实当时成行还有点困难。

  书写历史的载体,除去文字,自然也少不了图片。以剧照记录中国当代戏剧30年历史的摄影师李晏,正是用他的镜头将一幕幕弥足珍贵的瞬间定格了下来。近日,作为2014两岸小剧场艺术节中一项颇受关注的活动,“当戏已成往事——李晏舞台艺术摄影展”在北京77文创园区展出。“以剧照为主要内容的展览,我已经办过几次,不过这次比较特别。”李晏介绍说,为突出两岸小剧场的主题,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来京演出的台湾作品剧照;第二部分则精选了大陆小剧场话剧的剧照,盘点小剧场发展中具有经典或变革意义的作品。

  不一样之处还在于,“特别重要的一点,好像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戏剧理想”。孟京辉介绍。在《先锋戏剧档案》中,还可以看到好多以剧本为主的东西,文学性更多一些。而到了《新锐戏剧档案》里很多都是计划的,或者说是一种动机,一个概念,比较散碎,体现出年轻的思维跳动。“今天新东西出现了,我们就一窝蜂奔着视觉走,第二天又有了新的感觉给我们刺激,但是我们没有依据文学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片段性的故事,就会搞得很慌张。”

孟京辉曾与牟森一道演出过《犀牛》和《士兵的故事》。80年代末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很快便成为学院先锋戏剧圈的核心人物。在校期间他就导演了荒诞派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送菜升降机》、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早年的孟京辉与牟森一样执著地追求个人的戏剧梦想,不大考虑观众的需求。应该说,尽管当时牟森将中国的先锋戏剧带到国外,春风得意,在国内先锋戏剧却仍然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但天性聪明,对现实充满悟性的孟京辉从改编《思凡》开始了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从此先锋戏剧开始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植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表达青年人的生活理想、人生态度、价值追求,与当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直接的共鸣和关联。正是从《思凡》开始形成了后来所谓著名的“孟氏”风格,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有戏有趣,好看好玩,但仍然不失对于现实与人性的嘲讽和批判。从那以后,无论是对国外名著的改编如《盗版浮士德》、《臭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是原创作品如《恋爱的犀牛》、《琥珀》,直到《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我们都能透过戏谑和搞笑的“孟氏”风格明显地感受到某种关注当下人生的现实情怀和批判精神。据统计,从1999年到现在,廖一梅创作的《恋爱的犀牛》已经成为大学校园排演数量最多的剧目。“孟氏”戏剧不仅实现了所谓先锋戏剧的本土化,而且吸引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戏剧的青年人。

这本书中选取的青年导演,有一些近年来鲜有作品问世。所以黄盈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发出了感叹:“有些导演中场休息了,有些导演是下半场来打比赛的。希望未来的10年,书里面的这些青年导演们能好好地打完全场。”

新京报:什么样的困难?

  “2012年,台湾广艺基金会举办‘斗梦去——青世代剧展北京篇’的时候,为了能够让台湾的观众对大陆小剧场的作品有所了解,就邀请我赴台举办剧照展。当时,我选择了12位新锐导演的作品,还在那里办了一回讲座,跟大家分享一些台前幕后的趣事。同样的道理,大陆年轻的观众比较熟悉近几年来演出的台湾作品,但更早的一些就要通过剧照了。”

  80年代先锋形成浪潮,是反叛,是颠覆。“先锋这一类人叫‘苟活至今者’。”孟京辉这样称呼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些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先锋戏剧,我们还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做点别的,但是我可以活到现在,也体现了整个中国当代戏剧走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他表示,“我觉得当时越爱胡闹的人,过了10年以后会发现这个人越有出息,我说越有出息是他自己活得特别快乐。只要他年轻的时候胡闹过,他最后总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结果,或者你会听到他干了什么你想都想不到的事。”

3、融通戏曲传统与现代美学的田沁鑫和李六乙

裴魁山则看到了这个创作群体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意义:“中国戏剧在取得大发展前,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坑,这个坑可能需要无数人去填,把坑填平了,我们的戏剧就非常棒了。很高兴我被扔进坑了。”

孟京辉:主要是技术上的。《茶馆》舞台上的巨轮就有10.5米高,后来他们回到法国找遍了所有剧场都没有符合这个标准的舞台。其实我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将这个巨轮在原有的基础上缩小了1.5米,他们也很不容易,为了能装进我们这个置景,剧场甚至把舞台顶部的一条梁去掉了。

  在李晏看来,剧照是戏剧的一个很有趣的侧面,因此只要时间允许,每次展出的时候他都会在现场,跟前来参观的人聊聊戏、为大家“答疑解惑”。而回忆起最早一次拍摄台湾小剧场话剧的剧照,他说是在1998年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小剧场剧目展演中,台湾“莎士比亚的妹妹们”剧团演出的《2000》。“那个时候,觉得2000年还很遥远。”李晏感慨。

  未来的先锋:必须具备革命性

田沁鑫与李六乙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二人都有传统戏曲的底子,田沁鑫上过戏曲学校,有童子功,李六乙的父亲是戏曲演员,有家学;其次二人都喜欢自己动手写剧本,田沁鑫的重要作品如《生死场》、《狂飙》、《赵氏孤儿》都由自己编剧,李六乙的代表作如《雨过天晴》、《非常麻将》等也都是自己的原创;还有,二人都擅长化用戏曲传统,讲究技巧,喜欢将形式感做到极致。另外,二人都不爱跟风,不怕失败,敢于坚持自我,敢于执着地尝试属于个人风格的艺术实验。

青年导演的困境和坚持

新京报:这部《茶馆》是中国大陆首部入围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作品,之于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于目前的中国戏剧来讲,你觉得又有哪些意义?

  【对小剧场情有独钟】

  作为先锋戏剧的旗手,孟京辉确实做到了反叛。比如说当有人问起他对传统戏剧的看法时,他表示,中国传统戏曲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比如布莱希特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找到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算是布莱希特的,而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偷’过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就算是我们的。”所以他强调,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就属于你,这完全是两回事,你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孟京辉表示,他特别讨厌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觉得应该改为‘只有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们知道,今天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早已被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消费文化所占有甚至左右,古典的严肃的包括戏剧艺术基本上被挤到边缘,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戏剧界一方面是娱乐商业演出大肆泛滥,一方面是主流和先锋戏剧创造乏力。我们的当代戏剧在国内“无人喝彩”,在国际上无足轻重。有识之士无不渴望当代戏剧早日实现原创性地突破,无不呼唤创造出真正属于民族同时也属于世界的戏剧精品。而田沁鑫与李六乙在多年来的艺术实践中不仅努力融通戏曲传统与现代美学,而且敢于藐视商业市场中的娱乐规则,实在是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护的宝贵人才。

一群青年戏剧导演聚到一起,创作困境就成为不可避免要谈到的话题。这困境,既包括戏剧创作者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面临的生存问题,也包括在创作过程中如何把握题材、角度以及自我突破的问题。前者难免让人黯然神伤,而后者,似乎是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

孟京辉:《茶馆》得到了国际戏剧主流美学的呼应和认可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特别高兴的一点是,《茶馆》是中国人自己的剧本,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品。剧本有思想,我们中国的导演及年轻的创作者也不再像过去一样躲在自己的审美体系里面自说自话。现在的我们已经能更多地从社会的深度,思想的高度上与世界接轨。

  李晏与舞台的不解之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看的大都是人艺的戏,《王昭君》《蔡文姬》《茶馆》《推销员之死》《哗变》等等,这些到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1983年他开始考中戏,但连考5年都没有被录取。“最初拍照片是为了上中戏留一些资料,结果一直都没有考上,挺伤心的,就远离了话剧。”

  在孟京辉看来,一些中国元素在国外和中国刚刚交往时是需要的,但是这些所谓的中国元素只是传统留下来的一些痕迹、符号或标签,是表面的东西。“原来我们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举手发言了,用什么来发言呢?用老祖宗的东西来举手发言,就显得那么底气不足。”他认为这就像将昆曲拿到国外去,外国人看完了觉得很漂亮,很高兴,但回到家就忘了。因此他强调,中国当代戏曲一定不要被表面上的另一种文化对它的兴趣所迷惑。

4、张广天的理想秀与时尚秀

在新书发布仪式上,当面对青年戏剧导演们的作品缺失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的质疑时,黄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创作者们也看到了这些现实问题,但可能在创作时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他希望用隐喻而不是直抒胸臆地去表达,这点我们需要做检讨。但是,也不要着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太少,只要市场有需求,一定会有人拿它来卖钱。”

其实中国戏剧对于西方的戏剧理论并不陌生,这么多年在舞台上出现的很多作品,从故事性、先锋性上来说形式各式各样、一应俱全,但我们仍在努力探讨的是怎么能够在大家共同的人类美学语言和戏剧语言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风格来。戏剧美学一直在发展,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它实际上有美学的流变。美学的流变能看出它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力度与观众的关系,戏剧美学始终在不断发展。

  1989年,李晏开始正式学习摄影,偶然间结识了后来成为大陆小剧场领军人物的牟森、孟京辉等人。1993年,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间教室推出了他的实验戏剧《彼岸》,李晏连拍了4场。同年,孟京辉也推出了《阳台》。“当时他们请不起人来拍照,我就去了。后来我们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戏,我也为各种各样的作品拍摄了剧照。”曾经,牟森的《与艾滋有关》在后圆恩寺影剧院的舞台上搭了一个破旧的工地厨房,演员把整扇的猪肉扛上台,最后炸成丸子;而孟京辉的《我爱XXX》则根本没有剧情,只是大家在一起朗诵,每一句都是“我爱什么什么”,李晏说这些作品都没有留下什么资料,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拍照,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很深,“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种青春的朝气,做出来的东西有激情、很纯粹”。

  然而,孟京辉也认为,在戏剧传统中,有一种东西没有被年轻的戏剧家很好地继承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战斗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爱美戏剧、40年代的街头戏等都富有战斗性。比如说《放下你的鞭子》,演着演着台下观众就义愤填膺了。它们就是批判现实,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并代表着正义。

张广天在介入戏剧之前是一位音乐创作者和城市民谣表演者。90年代末参与孟京辉戏剧的音乐创作,2000年因导演《切·格瓦拉》一举成名。《切·格瓦拉》是一出饱含深沉的社会良知、伸张正义、呼唤公平的叙事诗剧,剧中真诚的革命理想与激情深深打动了人心。此剧的空前成功让张广天出尽风头,风光无限。从此张广天似乎成为“革命理想”的代言人,以至于后来的戏剧生涯更是有意识地以此为一种特殊符号与标识。如果说以话剧《切·格瓦拉》来凸显此类特征还是理直气壮的,因为该剧的确充满了诗化的革命品质。问题在于,张广天导演版本的《切·格瓦拉》一面是伸张正义、呼唤公平的革命诗情表演,一面却是脸谱化、小丑化的时尚秀。令人遗憾的是,张广天近年来创作的戏剧作品中,真诚的革命情怀越来越萎缩,而脸谱化、小丑化的时尚秀却日益发扬光大。尤其是从去年的《圆明园》到今年刚刚落幕的《红楼梦》,张广天干脆将人物从细节、情节中抽离出来,连根拔起、悬在半空,演员夸张的表演几乎成了满台空洞无聊的现场时尚秀,与他当年成名时的状态已经相差甚远了。

显然,资本的压力是他更想说的:“作为体制外的自由创作者,我们需要养活自己。因为做戏需要集体协作,不是一个人就能干成的。”黄盈说,“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青年导演,都有养活自己的办法。但不能忽略的前提永远是这个群体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压力。”

新京报:说回《茶馆》,你觉得相对于西方语境而言,他们会如何看待《茶馆》这部作品?

  从拿起相机拍剧照到如今,已经30年过去,话剧与创作者本身都在经历着不断的改变。“现实主义作品已经发展到很完善的地步,对我来讲反而失去了兴趣。一些经典反复演,看不到什么新意。我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到小剧场、放到年轻人做的东西上来,即便他们有时候还稍显稚嫩,但那份热情是最珍贵的。”李晏连续拍摄了10届北京大学生戏剧节、5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对每一张剧照,他都如数家珍。

  未来的先锋有怎样的轮廓?孟京辉认为,未来的先锋将更加多元化,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具备的,即革命性。所谓革命性,就是在原有脉络的基础上斩断一些东西,然后再往回联系,形成循环。“现在先锋除了是这个姿态之外,还是一种坚持的态度,一种美学态度,革命又不革命,创新又不创新。”孟京辉说,当说到先锋时,又不是先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永远的先锋。

在邵泽辉看来,现在创作者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作出作品来面对这个世界,“但无论我们选取何种方式,自由创作还是和国有院团合作,重要的是选择之后坚持我们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孟京辉:做《茶馆》的过程中我其实有过犹豫,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我最感兴趣的,与德国的戏剧构作塞巴斯蒂安·凯撒合作时,他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超时代的判断,那就是在这个不断改变的时代里,唯一不变的只有人。

  【台湾小剧场更多元】

在创作中,凯撒提醒我可以更宽广地说一个故事,无论我运用“拼接”还是一种时间的错位都可以尝试,这让我变得特别坦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对这部剧作就熟悉了,开始喜欢上了。比如我想到老舍的境遇,他到最后面对太平湖,面对着死亡,他想的是什么?那我就让王利发也面对着死亡,面对着天堂,面对着自己的过去。这样下来,我突然在原作中发现了很多带有强烈生命力的东西,想通了这说的是对这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感受。凯撒给予我的启迪让我不再拘泥于原来的剧本,世界文化实际上都是连着的,一个人的成长、逃避和面对灾难的状态都是非常真切的。

  相较于大陆小剧场话剧,李晏觉得台湾的作品更为多元,创作者的态度也更平和。“他们不恶俗,也不刻意追求阳春白雪。既注重自我的表达,也努力让观众能够接受。2012年我去台湾的时候,1周的时间看了3部戏,每部的风格都很不同,有《欲望号街车》这样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形式感很强、故事很晦涩的。”李晏说,“来北京演出的音乐剧Miss Taiwan,舞台相当简朴,校园气息却非常浓郁,歌曲也很清新动人。《收信快乐》中的两位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手戏,就是各自念着信。但我连看了两遍,每回都特别感动。小剧场就应该是带有探索性质的,不能打着小剧场的旗号,只是把成熟的大剧场作品原封不动地缩到小剧场来。”

新京报:《茶馆》之后,你在“先锋”上又有哪些新的认知?

  另外,让李晏感受很深的是,台湾的戏剧人非常重视“演出的时候不能拍照”这条规定。2003年底,台湾导演王墨林携作品《黑洞之外》来京参加港台小剧场展演。这部戏是他根据“921地震”时的真人真事改编:一位盲人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虽得以幸存,却失去了对于时间的判断。“整部作品几乎没有音乐,道具只有一把椅子和一盆花,从头到尾都是演员刘懋莹的独白,他本身也是一位盲人。”李晏回忆说,“那部作品的剧照是我在彩排时拍摄的,因为导演把原本的观众席废弃,让观众都坐在舞台上,演出的区域就变得更加有限。我的闪光灯一亮,肯定会影响到其他观众。对台湾的戏剧人来说,观众是第一位的,包括大家都会约定俗成地穿深色的衣服进入剧场,为的就是不影响其他人的观赏。”

孟京辉: 先锋是一个标签,它确实是一个好词,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它其实更要是一个戏剧创作者的姿态,它能够让你永远去追求新东西。我其实觉得很幸运自己先后改编创作了余华先生的《活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现在老舍先生的《茶馆》,我现在的创作变得特别的坦然与平和。因为我认为先锋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它就需要踉踉跄跄地往前走,没有好坏,到最后能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我内心还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戏剧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做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受到关注的姿态。

  【惊喜与遗憾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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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剧照这么多年,李晏发现并不是有了精良的器材、在最好的位置就能拍出好作品。“坐在最中间,拍出来的东西工工整整,置景和人物也都很全,但是没有视觉冲击力。有的时候找一些特别刁的角度,反而会有惊喜。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在1999年《恋爱的犀牛》排练的时候照的。当时没有观众,可以随意走动。我在正面拍了几张之后,走到台口拿摄影包换镜头,无意中看了一眼台上,正好是郭涛把吴越绑住,吴越拼命挣扎。结果我就这么拍了一张,洗出来一看,感觉棒极了!”

《茶馆》剧照。孟京辉工作室供图

  舞台是活的艺术,没有捕捉到的瞬间就成了遗憾。“田沁鑫导演的《狂飙》在北大彩排的时候,前景是辛柏青饰演的田汉张开双臂,后排都是学生,那个画面非常有感染力。但后来他们到首都剧场再演的时候,我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角度了。”在李晏看来,每每他都是透过镜头在看戏,这样的感觉很踏实,“不然我老得想,这么好的画面我应该拍下来!”不过,这次展览的主题——当戏已成往事,却让人感到了些“退隐山林”的味道,“或许哪天我就不拍了,因为我想要回到最初看戏的那种状态中去——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单纯的喜欢。”

新京报:近些年一些东方的作品到了西方反而更能引起强烈的反响,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孟京辉:虽然现在西方关心的东西和我们关心的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有一点是大家共通的,就是人和自己的环境,人在自己空间里面的矛盾,对自由空间的向往,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幻化成艺术表现形式就行了。戏剧其实不分这么多东西,它除了属于当代与我们自己内心的东西外,还必须怀着对人类巨大的悲悯情感。

新京报:每年你都会推荐青年创作者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这一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去“IN”,你会觉得有哪些不同?

孟京辉:以前是带着大家到戏剧节看别人玩什么,看看自己的能量,尽可能地去交流,在比较和滋养中进步。现在我的作品成为了整个戏剧节的一部分,一个亮点,这在中国当代戏剧的对外展示的层面上来说很不容易,我现在暗自里还有点自豪呢。

其实我一直也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小环境里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的蜂巢剧场,北京青年戏剧节,乌镇戏剧节,也会思考戏剧培养教育这些方面的事情,能吸取世界文化中好的东西,靠自己实践后这么点点滴滴传下去,我挺开心的。

新京报记者 刘臻 实习生 操傲文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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