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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电影有关的都是他要收藏的,90后看了会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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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电影有关的都是他要收藏的,90后看了会懵

  今年73岁的杜新芳是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镇人。退休后的他,爱上了电影收藏,家里收藏了各种各样的放映机、电影拷贝,俨然成了一座微型电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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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映室防火要求具体内容是什么,下面本网为大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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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邑安仁古镇的公馆老街上,栖身着一个电影博物馆,它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次要说的曹贵民。

电影放映室(包括卷片室、影片储藏室、电源室、放映员休息室等)应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不燃烧体与其他部分隔开。了望孔和放映孔也应设阻火闸门,出入口和楼梯不能直接通向观众厅。如果现有放映室不符合上述要求,应提高其耐火等级,并设防火门。否则,不宜设置固定式放映机。

种子 电影拷贝变“废”为宝

30年前 单身男女都是这样约会的 66

  走进杜新芳的家,只见客厅、储藏室、大门等处摆满了他收藏的各种型号的电影放映机。52台机器,有中外生产,有35 毫米、16 毫米、8 毫米、超 8 毫米的,甚至还有提包机、固定机、座机等,一应俱全。

曹贵民,1957年生于江苏扬州。他一共收藏了3800多部电影拷贝、2万多张电影海报、230多套各式电影放映机、数千件电影剧本手稿和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收藏,成就了他的电影博物馆。

放映员不准一人操作双机,不准远离放映机。放映结束后,应先做防火检查,而后关闸断电。严禁非放映员操作放映机。

整齐铺在文献中心一间大厅地毯上的胶片拷贝,仿佛一块试验田里的种苗。当年,它们差点进了废品收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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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室禁止无关人员进人。放映机的影片道要定期进行擦拭,清除碎片和污物,防止与影片摩擦起火。发生卡片故障时,应先放下遮光板,隔断热源,及时排除,如影片着火应立即关闭放映孔的阻火闸门。

“修复老影片并创造意义”,这句座右铭凝结了井迎瑞几十年来的心血。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毕业回到台湾后,他长期奔走于两岸搜寻散落民间的电影实物资料,并一手创办了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带领研究生投身胶片电影的整理修复工作。

在露天电影院旁边的小屋里,吴再远凭着手感,检查完电影胶片,发现的问题已经用刀片、胶水接片修复。晚上7点快到了,他走到露天电影场,打开放映机,熟练地装上胶片。放映机“咔咔”声轻轻作响,然后投射出一束亮光照在银幕上。墙上开始人影晃动,继而音响里发出连连炮声,电影开播了——今天播放的是《上甘岭》。

  他的卧室也成了储藏室及放映室,还有一间单独的储藏间,架子上摆放着500多部电影拷贝,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科教片、70年代的新闻简报等,应有尽有,应接不暇。

无数多个“第一”

放映机用完的炽热碳精棒头及擦机用的油棉纱头,应分别放在不燃的容器内,不准乱扔,防止引起可燃物着火。

即便经验丰富,一次性收藏、转运、保管这么多拷贝,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几经周折,500余部拷贝滞留广州3年时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家”。无奈之下,井迎瑞只能拜托厦门的台商朋友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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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曹贵民的电影博物馆,应接不暇的“第一”立马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放映机上的散热管道穿过屋顶时,距离可燃结构不应小于50cm。

此前,井迎瑞曾多次受邀到厦大讲课,结识了厦大人文学院李晓红副院长、张艾弓教授。拷贝运抵厦门后,经过李晓红等人的牵线,时任厦大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及厦大校领导不仅承诺安排场地保管这批拷贝,还鼓励井迎瑞帮助学校创办特色化的影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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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存好这些“文化宝贝”,杜新芳还专门在储藏间装上了空调,使室内温度、湿度保持一年四季恒温恒湿。在收藏过程中,杜新芳还练就了一手放映机修理及电影拷贝修复的好功夫。淘来的放映机大小毛病经过他的修复,很快就能正常工作。修复好后,他为电影胶片编号、按规格整齐排放。

清末民初,上海南昌路的南昌电影院发行的面值“四百文”的入场券,中国最早的电影票;1921年出版的《电影是怎样拍的》,中国第一部电影知识普及教科书;1930年出版的《电影院经营法》,中国第一部规范电影院行为的行政法规。还有1906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电影胶片、1912年民间转让手摇电影放映机的合同书、二战时期欧洲战场的纪录片胶片、1946年出版的《好莱坞———电影帝国》、1960年代“红卫影剧院”印制的面值“伍分”的电影票。

卷片室内存放胶接影片用的丙酮必须限量,一般不得超过一瓶(500ml),平时分装在100mL的小瓶内使用,防止整瓶的易燃液体被打翻,构成燃烧的条件。倒片速度不可太快,倒好或暂时不用的影片,应放在影片的储藏室或柜内,倒片机应有导除静电的装置。

在人文学院推动下,井迎瑞将500多部拷贝如数捐出,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图书馆则辟出5000多平方米的一整层空间进行保管,并于2014年设立国内首座兼具展陈、保护、修复等多重功能的音像文献中心和电影博物馆。经过几年的建设,这里已经成为一座拥有近万部电影拷贝,上百台放映机、整流器、示波器、配电箱,以及一整条胶片洗印生产线的博物馆,兼具电影文献资料陈列、保护、

几个年轻人围着吴再远和他的老放映机拍照,一些中年人则坐在条櫈上,静静看着电影。有一次,忽然幕墙上一黑,画面全无,胶片断片了。一名观众笑着喊起来:“要得就是这个感觉!”,吴再远听了也笑了笑,忙跑到放映机前接片。只有八、九十年代的老观众才知道,当年在电影院看电影常常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那时候电影拷贝极少,胶片由于播放次数过多,磨损严重常常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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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展厅,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电影放映机。曹贵民介绍:“这部1926年的16毫米双齿有声电影放映机,是电影从无声过渡到有声的重要见证;这部苏联1967年太空用8毫米电影放映机,是冷战时期,苏联为了炫耀自己的科技能力,专门为宇航员加加林研制的在太空舱内使用的电影放映机。”

放映室严禁吸烟和使用电炉、电热器做饭、取暖。放映硝酸纤维片,须经影剧院消防安全负责人批准。

修复以及展示、研究、教学等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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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新芳不仅是一位电影收藏家,还是一名公益放映员。每逢夜幕降临,他便在自家门口挂上银幕,支上电影放映机,让街上的群众免费前来观看老电影。调皮的儿童围着银幕嘻嘻玩耍,街上的父老乡亲在夏日里摇着芭蕉扇。。。。。。听着放映机里儿时熟悉的声音,看着屏幕上的经典怀旧电影,杜郎口村民们的文化夜生活有了无穷乐趣。

还有一件举世罕见的藏品———以朝鲜影片《卖花姑娘》主演洪英姬形象为蓝本的朝鲜钞票样票。电影明星印上钞票,这在世界钞票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完整收藏了《卖花姑娘》的剧本、磁带、海报、明信片和钞票,曹贵民受邀参加了2009年9月纪念中朝建交60周年“2009朝鲜电影周”活动。曹贵民还请洪英姬在他收藏的《卖花姑娘》电影海报上签名留念。

生根 胶片时代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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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馆之宝

对井迎瑞、李晓红等人来说,搜集藏品的过程也是一次次对中国电影的审视。数字技术兴起后,胶片时代的大批电影设备、拷贝迅速丧失市场价值。“我们收藏的洗印生产线,是某电影发行公司2006年购入的。刚买回来,技术革命就席卷了全行业,生产线还没使用就废弃了。”李晓红说。

吴再远做电影放映员已经满满30年。30年前,电影放映工作是备受尊敬的,放映员走在街上,人们会热情问候,甚至于请客吃饭。1986年,吴再远幸运地通过考核,拿到放映资格证,开始做电影院放映员。那时候他常常身着白色的的确良衬衣,在街边吃完阳春面,然后蹬起凤凰牌自行车去电影院上班。

但最让曹贵民引以为傲的,还是他的“镇馆之宝”———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放映机。曹贵民曾带着这部放映机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他说:“现场专家一致认可这是一件珍品,却谁也不敢为它估价。”

在香港,胶片电影遗存的保护修复同样面临困境。“每部电影拷贝由专人修复并数字化,最少需要两三个月”,李晓红介绍说,这让大量承担此项工作的美亚娱乐资讯有限公司难堪重负。经过协商接洽,美亚娱乐与厦大一拍即合,在2016年4月向文献中心捐出生产制作和拥有版权的200多部电影胶片母盘与拷贝,以及一批电影胶片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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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电影放映机旁边,锈迹斑斑的铁皮箱是外包装,箱子上的厂名依稀可见“Krupp”。机身上还刻有1896年6月8日由“上海吴永丰洋行报关”的字样。

打动美亚娱乐的,是井迎瑞一整套成熟的典藏、修复经验和技术,以及广阔拓展空间。来到文献中心后,他并未满足于电影资料的保管,而是作为厦大一名访问教授,手把手带领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从事修复工作,还把台南艺术大学的研究生带来交流经验,“想把这里建成两岸电影音像文献保护修复的"现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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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曹贵民说,“1896年8月11日,这台放映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厅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电影。后来,慈禧太后70岁大寿,又从上海运到北京,结果在放映时因故障发生了爆燃。”他指着机身上一块隐约的斑痕,称这就是当年碳棒燃烧留下的痕迹。

开枝 影像记忆促两岸融合

80年代的大街上,没有酒吧、KTV、商场和咖啡馆。电影院是人们工作之余唯一的休闲之所。1982年《少林寺》播出的时候几乎万人空巷,一名观众甚至连续“刷”了10遍才罢休。80年代,人们普遍热爱棱角分明阳刚硬派的角色,为战斗英雄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人们还没有见过香港电影里英俊小生,也无法接受如今炙手可热的“小鲜肉”们。

让曹贵民最欣慰的是,能收藏到这台克虏伯的放映机,也是他助人为乐的“善报”。当年他资助的朋友为报答他,买来这台放映机送给他,而当时那位朋友还以为这是一台老式的缝纫机,料想热爱收藏的曹贵民会喜欢。结果歪打正着,曹贵民如获至宝。

在文献中心开阔的大厅中,除了琳琅满目的各色设备和拷贝,还张贴着几张大幅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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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5501型”放映机

上面“新富春山居图,何时合璧展出”的醒目口号,点明了井迎瑞心中“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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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台克虏伯的放映机,在曹贵民的电影博物馆里,还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型固定式电影放映机。它们分别见证了从1950年代到21世纪各个时期电影放映技术的发展。

“在影像资料之上,我们追求一种与历史相处的方法。我希望通过影像的再生和重现,推动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两岸融合。”井迎瑞说。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上甘岭》里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响起,时间仿佛在这歌声里穿越了30年,又回到那个人人物质贫乏却又人人简单快乐的年代。刚从工厂里下班的人们掏出一角钱买一张电影票,然后似潮水般地涌进电影院,《小花》、《芙蓉镇》、《红高粱》……一个个光影故事完成所有人现世外的生死离别;一幕幕经典场景承载所有人回忆里的喜怒哀乐。

最老当益壮的是一台“松花江5501型”35公厘固定式电影放映机。这是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生产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仿前苏联的设备。曹贵民介绍说,这台“松花江5501型”电影放映机,是当年生产的7台样机之一,是他从陕西一位老放映员家里买来的。这位老放映员退休时,唯一向电影院提出的要求就是买下这台已经报废的“松花江5501”。

“早年的电影制成母盘后,一般只洗印五到六部拷贝,由跑片员带到各地放映。”李晓红说,拷贝一旦损毁或遗失,就意味着一部影片的消逝。“如果影像重见天日,电影史可能会被重新认识,这就是电影"考古"的价值。”


有一天,馆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台“松花江5501型”电影放映机旁边,半个小时默默无语,还不住地掉眼泪。原来,这位客人就是当年参与研制这款“松花江5501型”电影机的工程师。

据介绍,《薛平贵与王宝钏》是电影史公认的首部35毫米胶片规格的闽南语电影,但这部老电影此前一直找不到可供复制的拷贝。2013年,该片的一份完整拷贝在台湾苗栗一座垃圾场“出土”,但已面目全非。井迎瑞带领团队科研攻关,耗时3年终于完成修复工作。

一帧帧熟悉电影画面逐渐拼凑出一代人的集体生活记忆,而电影放映员有幸全程见证了这一光影和人生相互投射的时代奇迹。社会变迁,露天电影院已乏人问津,但是对于电影放映员来说,电影和人生留下来的吉光片羽都是弥足珍贵的。

电影圈里的八卦事

而今,类似的大规模考古修复工作,正在台南和厦门两地齐头并进。“胶片里包含着一个时代的影像记忆。”井迎瑞表示,通过共同保护、修复电影胶片,两岸学子可以更加了解彼此,倘若这批资料能够“合璧”展出、放映,“对电影史而言,意义不亚于当年《富春山居图》的圆合展出,两岸社会可以通过电影走进对方的过去,启迪共同的未来”。

在曹贵民的电影博物馆里,除了见证电影发展大历史的藏品,也不乏记录电影圈俗人俗事的小东西。有一封1937年向某火柴厂讨要广告费的亲笔信,写这封信的人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香港著名武打明星洪金宝的祖母。

而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落户,为厦门电影产业和文化事业带来全新的契机和更广阔的平台,文献中心团队已着手谋划电影文献资料保护学术论坛、两岸老电影展映等一系列预热和配套活动,并获得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大力支持。

还有一幅登载在电影画报上的漫画《胡蝶伴舞的消息传来》。作者异想天开地绘制了一幅漫画:著名影星胡蝶领衔举办“女明星赈灾伴舞大会”,只要为赈灾捐款,就有机会和胡蝶跳舞,还罗列了当时的其他著名女影星。定价每人十元起,想必门庭若市,人满为患。于是,画面上还有救护车前来抢救被踩踏的伤员。没想到80年前的人们,娱乐精神丝毫不比现在的我们差啊。

凡与电影有关的都是他要收藏的,90后看了会懵。“文献中心将进一步向公众开放,厦大也正在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和文献中心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电影学院的创建。”李晓红介绍说。(记者 周思明 吴在平/文 施辰静/图)

我就喜欢听放映机发出的“哒哒”声

当被问及何时开始收藏,第一件藏品是什么的时候,曹贵民又打开了话匣子。那年他5岁,大人说要带他看电影《黑山狙击战》。那年头,吃顿饱饭都不容易,一听什么“煮鸡蛋”,儿时的曹贵民来了劲。“可是,电影里乒乒乓乓打了一晚上,也没看到什么鸡蛋。”电影散场时,曹贵民不干了,死活不走,哇哇大哭:“煮鸡蛋还没出来!”

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条件好了,曹贵民托朋友花了50块钱,辗转买到这部电影的拷贝。没多久,他又分期付款1000元,从朋友手中买来一台放映机,自学了放映技术,在家里重温了《黑山狙击战》。这个情结,让曹贵民从此走上了电影收藏的“不归路”。

早年热爱无线电制作的曹贵民,很快还掌握了修理废旧电影放映机的技术。电影院里淘汰的那些“缺胳膊少腿”的电影放映机,总能在曹贵民的手里“满血复活”。那种成就感,比买到一台“四肢健全”的机器强烈百倍。

曹贵民说,放映胶片电影,无论清晰度还是观影的舒适度,都不及现在的家庭影院,但是他就是喜欢听着放映机发出的“哒哒哒”的声音,看着变幻的光束投射到荧屏上。“我能感觉到放映机的生命,它在和我交流。”

原来,曹贵民把放映胶片电影当做是对藏品的一种把玩。如今,曹贵民还时常为安仁古镇的居民在广场上放映胶片电影,真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

我没有烟酒棋牌的嗜好,积蓄都花在了电影收藏上

我问他靠什么支撑收藏,他说:“我没有烟酒棋牌的嗜好,积蓄都花在了电影收藏上。有时候也‘以藏养藏’,卖掉重复的藏品。比如,买入一车的电影拷贝,选出十几部钟爱的留下,其他的都分别卖出,也能赚取差价。电视台、学术机构也时常来购买一些资料,加上对外播放电影,都是收入的来源。”

为了收藏,曹贵民早年辞去央企的管理工作,加之收藏占用了他太多的收入和精力,最终导致了与结发妻子分道扬镳。曹贵民说:“那一件一件的藏品,都是亲手淘来的,真是无法割舍,就像自己的孩子。”

在最困难的时候,曹贵民兜里只有1300多块钱,但他恰好在这时看上了一部电影胶片,对方要价1200元。他犹豫再三,但因为实在是喜欢,最终还是买下了,于是,兜里就只剩下100多块钱的饭钱。而一直以来,都有人愿意高价收购曹贵民的藏品,但是,曹贵民不是担心对方没有传承和保护能力,就是过分看重经济价值,很多时候都主动终止了谈判。

遗憾的是,曹贵民的两个孩子对收藏都没兴趣,因此,他最大的心病就是将来如何将这些电影藏品传承下去。他说:“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基金会,我只希望这些藏品有个爱家完整地呵护着。这20多万件电影藏品,是我花了一生的心血汇集到一起的。它们如果失散了,就是罪孽了,必须传承下去。”

如今,曹贵民的收藏癖已经从电影“蔓延”到了其他领域。收音机、留声机、唱片、万国国旗甚至铁皮玩具小汽车……把曹贵民的名片翻过来一看,背面写着:“凡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的,当代人丢掉的,都是我要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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