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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29日,著名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先生在北京大学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古代书画的鉴赏与投资的讲座。朱绍良,加拿大籍古代书画收藏家,加拿大卓骏投资公司合伙人,Talent Wealth Group Limited CEO,2010年被《收藏家》杂志评为全球华人收藏家榜首。

王羲之平安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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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曾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当代书画鉴定家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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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文

故宫文华殿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艺术文化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使得艺术品收藏市场也十分兴旺。而当时的皇家宫廷机构,内府收藏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成为中国鉴藏史上的一个高峰。

  本栏目与

  收藏姐的“三苏”

时过一千六百年,王羲之直接手写的原迹早已无存。其实,就在北宋时也只有几件视为原迹,如米芾曾获得的《王略帖》。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嵇璜、和珅、董诰、纪昀、曹文埴、孙士毅等28位大臣,接到内臣通知,受邀参加乾隆帝举办的重华宫茶宴。

一、内府的收藏机构与鉴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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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完北宋宫廷的一些收藏,我下面讲民间的收藏,北宋民间的收藏大家我们首推苏易简,苏易简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大家有没有玩文房的?收藏文房的人,我们必读的一本书就是这部书《文房四谱》。苏易简他有两个孙子很有名,一个叫苏舜钦,一个叫苏舜元,祖孙三人也被称为三苏,和苏轼父子三人是一样的,但他不是文学三苏,他是收藏三苏。苏舜钦做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苏州有一个沧浪亭就是他盖的,苏舜钦盖的沧浪亭。

传世的王羲之书迹有两类,一是后人钩摹的墨迹本,一是石刻或者木刻的碑帖。碑帖从钩摹开始,经过上石、刊刻、捶拓,再经过装裱的过程,书法原貌往往会打了折扣。墨迹摹本是从原迹上直接钩摹下来的,或者从唐摹本上再钩摹下来的,方法是双钩廓填或者双钩廓填兼临写。这中间总以唐代硬黄纸所摹为最精。

这是一场与茶相关的盛大party,与会者茶宴当日于黎明前齐集乾清门外,在奏事处官员的带领下,进入大臣平时难以涉足的重华宫赴宴。

唐代皇家极力倡导收藏,尤其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其在做秦王时(公元618年—626年),对书画已颇有兴趣,府中学士在辅佐之余,时常为其书画鉴定题跋。至登基以后,原来的秦府学士也多以官兼弘文馆学士。他们大都以书学者出生,可以想见听政之余君臣相与谈书论帖的盛况,为此宫廷还专设负责鉴藏的机构。至贞观年间,内府的艺术品收藏机构主要有秘书监、弘文馆等。而收藏书画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弘文馆。这在元黄潜《唐会要·跋馆本十七帖》中就有讲到:“开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视贞观时无所增减。龙朔三年,装进馆内法书,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则当时馆本,必不止《十七帖》。”由此可见,其时弘文馆的收藏规模。然对于弘文馆的具体位置,《唐书·儒学传》称“殿左置弘文馆”,看来弘文馆应在宫城内弘文殿左侧。据传在贞观时还有过两次搬迁的过程,但相比宫城之南且位居皇城西南含光门街的秘书省,弘文馆的选址则优越得多。它在宫城内,皇帝听政之隙往往居此,书画名迹入藏馆中可谓顺理成章。

  鉴定研究中心联办

  第二个就是王溥、王贻正父子,他们父子二人把北宋时期从西蜀画院、南唐画院、吴、越、南越,还有就是北汉所收集来的书画做鉴定。鉴定完了之后宋太宗很高兴说:行了给你10%吧,你挑10%。所以这父子二人因为得到这些内府收藏而一越成为北宋的收藏大家。宋太宗非常慷慨的给了他们一些当时从藩镇收来的书画。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有:1.《快雪时晴帖》;2.《远宦帖》;3.《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合装(以上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里的《平安帖》帖文与本文讲的不同。);4.《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合装;5.《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合装;6.《游目帖》;7.《姨母帖》、《初月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在辽宁省博物馆);8.《寒切帖》;9.《行穰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共计九件十五帖。唐人临写的王书如《兰亭序》,敦煌出《瞻近帖》等不列在内。

会上,乾隆帝邀请众臣品赏用梅花、佛手、松子仁加干净的雪水烹制的“三清茶”,茶喝到一定时间后,乾隆帝以《快雪堂帖》为主题,召集群臣联句,也就是每人一句,共同创作诗歌。

作为宫廷内府收藏机构的弘文馆,其珍藏的书画名帖常以摹本的形式流入市场。弘文馆摹帖可以说是享誉千古。正如褚遂良《乐毅论记》所言:“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记。”不仅如此,连皇帝都会亲自参与并命令臣下摹拓。唐何延之《兰亭记》说:“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可知对书画摹本的重视。

  鉴藏·作伪·鉴印:米芾好手段(上)

  潘师旦

摹本是否出自唐宋人手,要注意几个因素:一、合乎王羲之的笔迹风格,摹写精良。二、有宋以上的著录或古法帖作为依据。三、纸、绢或装裱符合唐、宋时代。四、可靠的题跋和印鉴以反映流传历史。

这一操作听起来就让人“压力山大”,但对大臣而言,能被皇帝请去喝茶可是件无限荣耀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着皇帝的信任与重视,说明在皇帝眼中你不是个外人。

唐初《兰亭序》《乐毅论》等名作流传民间最早者,当属弘文馆摹本。且摹本“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虽下真迹一等,然唐时一本却己索价高达数万。时至今日,其原迹皆亡佚不传,而传世种种摹本刻本,其祖本也多出自弘文馆本,因此弘文馆本是名迹流传千年之最大功臣。就如今日所见如拓本《十七帖》、传为冯承素摹本《兰亭序》,虽经传写,略显失真,但今人仍能据此想见原作丰神。若无弘文馆本之摹榻传写,今人岂能有此眼福?

  关于书画收藏,米芾与周边亲友如蔡京、薛绍彭、刘泾等人有很多相赠和交换的记录。正因为有极多的鉴定收藏经验,他对于辨伪也练就了一套火眼金睛的超人本领。

  另外一个以法书为主的人物叫潘师旦,刚才我们说到《淳化阁帖》,下面我们讲《绛帖》,这个是承继着《淳化阁帖》以来超越《淳化阁帖》的一个书,它的量已经是《淳化阁帖》的两倍以上。潘师旦是主要以晋唐书法为主,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一家拍卖公司拍的王羲之的《平安帖》就是《绛帖》里收藏的。

宋人摹本,据鉴定家著录和发表出来的及所见者约有二十余种,绝大部分珍藏于博物馆里,少数辗转閟于私家。由清代内府流出的绢本《平安帖》就是其中的一件。

那么,都是哪些人才能被请去喝茶呢?以参加此次茶宴的人员为例:

贞观年间,内府机构珍藏的古籍亦十分可观。据《唐会要》记载:“太宗初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除鉴藏功能外,弘文馆亦招收大量学生精习艺术。弘文馆自设立伊始,便招收书学生,《唐六典》卷八有云:“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敞宗授以《史》《汉》二年,珪又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式贡举,兼学法书。”

  米芾的“潜规则”:

  宋英宗公主驸马王诜

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

嵇璜:《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会试正考官,太子太傅;

皇帝性喜法书鉴藏,法书名作多入藏弘文馆,又“内出法书招五品以上子嗣入馆临习,命欧虞教示楷法,置书学博士、讲经博士,己见最高学府之雏形”。贞观二年复置书学为国学之一,可谓唐初书学之盛即始于贞观年间作为内府机构的弘文馆收藏与弘文馆书学。

  科学家碰上了也要栽跟头

  第四位人物就是宋英宗的驸马王诜,历史上也叫王诜,他不仅是大收藏家,他也是大画家,他也是著名的造伪大家,但是这个人跟大家说人品太差了,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人品太差?他娶了蜀国公主之后经常不务正业,跟蜀国公主有一个女儿很早就夭折了,他就娶了好多小妾,那个时候娶公主还敢娶小妾,我看他是第一个人,他娶了好几个小妾故意当着蜀国公主的面跟这些小妾同床,结果最后活活把蜀国公主气死了,蜀国公主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媳妇,对王诜的母亲非常孝顺,每天去问安、报道,甚至帮她亲自去调理身体,亲自熬药。蜀国公主过世之后她的乳母,过去公主出嫁都带着乳母,乳母就把这事跟宋神宗汇报了,也就是宋英宗的儿子汇报了,宋神宗听到之后勃然大怒,怎么这么对待我姐姐呀,这还得了,廷杖,在朝唐上重责20大板,打得他皮开肉绽,小妾全部遣入官妓,什么叫官妓?现在来讲就是慰安妇,充当官妓,把他父子二人发配到代州,也就是今天甘肃一带,非常贫困的地方。最后宋神宗死了之后才把他再度召回。

绢本《平安帖》又称《告姜道帖》,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颇合羲之草书法度。刻意摹写,呈现轻重浓淡,然不免有笔滞处。临写并勾描,留下细痕。

和珅:文华殿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

由于内府馆藏名迹的丰富,为了辨别真伪,急需一大批精通鉴定的大家。贞观时期的内府鉴赏家,在古书画鉴定方面亦颇有作为。唐初逢太宗集天下名迹的盛世,更是鉴赏家云集。在其做秦王时,即有薛收、褚亮、虞世南专门负责鉴定;之后据《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载,参与内府鉴定的鉴赏家更有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魏征、杨师道、苏歇、韦挺、褚遂良等人,皆一时之隽。鉴赏家当中尤以褚遂良为最,乃古今鉴赏家中集大成者,总领贞观朝的书画鉴定事务,成就斐然。《唐朝叙书录》记述了魏征荐褚遂良侍书等事:“至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费古书诣阀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并误。”

  “画摹多似,人物马牛尤易似。书临难似,第不见其真耳,对之则惭惶杀人”。这是画易伪而书难伪的看法,符合我们今天的认识。又“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刘泾将无名的“蜀人李昇”改题唐代山水大家“李思训”,米芾于是从中得到一个作伪的潜规则:“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亦即今之小名头傍大名头,以此为鉴定辨伪之一法则。

  王诜这个人还是造伪大家,经常做一些事情,比如张三拿来一幅书画请他鉴定,他说你先放这儿吧。然后他组织人甚至自己亲自操刀照着画完了,写完了之后照着原样装裱,第二天人家来问他我也不记得哪个是你的了,你看我昨天一高兴临了一个,结果人家一看这个干净一点就拿干净的吧,就是这么经常骗人家,所以这个人也是最著名的一个造伪大家。

绢、纸非宋内府物,本帖绢地和前面花绫隔水均宋时织物。此帖绢本的尺寸纵24.5厘米,横13.8厘米。故宫有象牙嵌木尺,是清代标准营造尺,以此测量与《石渠宝笈续编》记录的“纵七寸六分横四寸三分”正合。

董诰:文华殿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王羲之平安帖,北宋时期的民间收藏大家。贞观书画装裱编目,品鉴推敲几经惨淡经营,鉴定家们尤以整理王羲之书迹著称,六朝以来王羲之名迹的考鉴或莫过于此;当时在书画上的题跋,每见十数人题名,考核精审无比,从中可见贞观书画鉴藏的兴盛。

  更有价值的是,米芾从刘泾换款字事出发,谈到了北宋人书画作伪的各种手段,甚至还有案涉自己:

  他的绘画水平可以说在北宋山水画里边应该是仅随于三家山水郭熙之后的排第五位的大画家,非常有名。其中有一幅作品叫《烟江叠嶂图》现在就在上海博物馆,后边有苏王唱和诗,就是苏东坡和王诜的唱和诗。

本帖上的古印——“书画印”、“妙绝古今”,文征明跋认为是宋王诜印,非伪。“柯九思印”及“柯九”墨印也真。“宣和”“政和”内府诸印和“绍兴”印均伪。干隆、嘉庆内府等印玺皆真。

纪昀:《四库全书》总纂官,参与撰写《石渠宝笈》提要;

贞观十三年,是年太宗出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参与鉴定人数空前,多至十四人,前代未见。更有褚遂良为之“备论所出,一无并误”。徐浩、张怀灌及佚名《唐朝叙书录》都有记述遂良鉴定事迹。其后自贞观十九年为止,唯褚遂良题名俱见,系总领其事者,当无疑义。所以贞观朝的书画鉴定,因太宗以帝王之力搜访天下王书得以发达,又因褚遂良监领,委任得人,而臻于巅峰。

  “晋庾翼(稚恭)真迹,在张丞相齐贤孙直清汝钦家。古黄麻纸……论兵事,有数翼字,上有窦蒙审定印,后连张芝王廙草帖,是唐人伪作。薰纸上深下淡,笔势俗甚”。驸马都尉王诜为收藏名家,每有魏晋法书新获,必请米芾观赏临习,其后曾将米芾临摹王羲之《鹅群帖》散纸取来,“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日后米芾一见自家所习之书已成古旧名人名迹又名公题跋累累,也不去拆穿把戏,还自以为可以乱真而自鸣得意。

  书画博士米芾

卷上弘历题写帖文,年款庚戌,即干隆五十五年,已是八十老人。后边文征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等跋及诸家印记都真。

曹文埴:《四库全书》总裁官之一,太子太保;

二、内府收藏品与作伪

  又沈括著《梦溪笔谈》为一代名著,举朝风雅之士皆入笔端,唯独不入米芾,据说也是与米芾善仿书徒起争执有关。其时米芾迁镇江丹徒,还与苏轼等16人于王诜的西园别庄举办雅集,李公麟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有一次,米芾、林希、章惇、沈括集于镇江甘露寺净名斋,各出收藏以飨众人,沈括取出一卷王献之尺牍,米芾一见说:“哎呀,这是我临之旧稿。”沈括大怒,曰我收藏日久,岂能是你所为?当场大扫雅兴,从此衔怨日深。于是撰《梦溪笔谈》自然坚决不入米老了。

  我们再接着说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书画博士米芾,刚才我说米芾他的画史记载李成的绘画他仅见两本真的,然后他还记载光献皇后请李成的孙女去鉴定书画,米芾他编了很著名的三部书,其中《书史》和《画史》是我们书画收藏也是必读的两部书,另外就是《海岳外传》,记载了他的一些收藏事迹。米芾在中国书画鉴赏史上可以说是不可逾越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这个人也有点儿无赖,无赖是什么呢?就是从他这里强夺研山。米芾知道薛绍彭有一个研山,他就邀请薛绍彭游汴河,当时东京汴梁有一条河叫汴河,邀请薛绍彭游汴河,两个人在船上聊着聊着,米芾就跟他说听说你有一个研山是吗?他说是啊我有一个研山,说能不能给我看看?薛绍彭也没有在意就拿出来给他看,他说我跟你换行吗?薛绍彭说君子不夺人所爱,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说你换不换?不换。不换好把研山往船上一扔,咚,跳河了。薛绍彭说赶紧快给他捞起来,救上来之后说我跟你换。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强夺研山,米芾得到研山之后也非常有贡献,写了一个《研山铭》,这个《研山铭》在2002年曾经是中国书画史上的最高记录2999万被国家博物馆收购。这上面主要写的是“五色水,浮昆仑。潭在定,出黑云。挂龙怪,烁点痕”这就是米芾写的《研山铭》。研山今天不在了,但是米芾的墨迹却存在藏在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成为我们今天千古流传的一个美谈。

文征明跋指出:右军书多写绢地。此帖已刻入《绛帖》。帖上有骑缝“绍兴”三小玺。还有附马都尉王晋卿“绝妙古今”、“书画印”和柯九思印。王、柯二君藻鉴最精,当为真迹无疑。文征明是书画家兼鉴赏家,又是此帖的收藏与研究者,他写下的鉴识具体而切要。

孙士毅:翰林院编修,纂校《四库全书》……

那么,贞观年间内府到底收藏了多少名迹呢?事实上,唐初皇家内府的名画收藏已十分可观。据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序称:又集新录官库画,总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库,十三卷是左仆射萧璃进,二十卷杨素家得,三卷许善心进,十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氏所献,四卷褚安福进,近十八卷先在秘府,亦无所得人名,并有天和年月。其间有二十三卷,恐非晋宋人真迹,多当时工人所作,后人强题名氏。时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序。”裴氏此序,仅录内府名画,以隋室官库藏品为大宗。又按《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记载:“国初左仆射萧璃及许善心、杨素、褚安福家并进图画,兼隋代所有,乃成林数。”《叙画之兴废》又称“疑即出裴氏二百九十八卷之数,而改为整数。则裴氏所录即唐初藏品,隋官库画而外,约略可知唐初名画进献,然而未及法书。太宗践柞以来锐意搜求,尤以征集王羲之法书不遗余力,四方靡不翁然进奉。人间遗珍归于天府者,莫著于名公巨卿所上贞观藏品的数量。而法书经太宗征求,收藏渐富”。可知贞观收藏的名迹众多,其中法书最多的为王羲之。

  米芾的新发现:

这里有个印章问题。文证明跋讲“妙绝古今”、“书画印”两印是王晋卿的。据史载,王诜(1036——?)字晋卿,太原人,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为利州防御使,工书画。他是北宋晚期人。徐邦达先生在考证此帖时没有提及“妙绝古今”印。同时说:“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证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他引用文说并未否定。另一种不同看法认为“书画印”是元代柯九思(1290——1343)的,如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根据是柯九思等六家墨竹合卷上出现此印。鉴于此二印实属罕见,有待再考。

由此可见,这些人除了官职高以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才气,特别是在诗文书画方面。想想也是,在茶宴上,如果对自己的“上司”乾隆帝不了解,不懂诗文书画,才学不够,在这样的场合,得有多惶恐不安啊!哦,不对,如果没有这些能力,你压根儿就没资格参加这样的盛宴。

据史料记载,贞观藏品确切的就有钟繇的《荐季直表》,曹植《赠王仲宣诗》,阮籍《仆示帖》,王羲之《大急就》、《言叙帖》、《大道帖》,王献之《送梨帖》,史道硕《摹八骏图》,曹弗兴《兵符图》,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顾恺之《洛神赋图》、《清夜游西园图》,阎立本《林邑进鸡鹅图》、《历代帝王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嵇康《知弟帖》、《七贤帖》,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山涛《魏聊帖》,刘伶《战国帖》,韩干《牧马图》,等等。

  识破“伪收藏印”的玄机

据印鉴、题跋,本帖曾为柯九思、文征明收藏。清代进入内府,后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时存养心殿。

乾隆帝为什么对有才气的人情有独钟呢?

太宗登基以来,较之秦王时更广搜名迹。尤醉心于书画收藏,最为推崇王羲之的法书。因而内府珍藏冠绝千古,君臣多于此用力,经籍亦为之黯然失色。王羲之的法书,经御制《晋书·王羲之传赞》竭力榆扬,由是王书渐成我国书法正统,书圣地位至今不可撼动。太宗曾不惜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广罗人间遗珍,羲之一人的书迹,竟占内府法书十分之一。

  薰纸、染色、皴纹、题跋、剪装……在米芾《画史》中多有这样的详细记载。但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而米芾率先为之的:那就是收藏印。

鉴于上述多方面情况,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其水平,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大略相当于今见之《上虞帖》。《上虞帖》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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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临崩,仍念念不忘嘱高宗将《兰亭》随葬昭陵,收藏阅玩竟倾心至此。太宗有关收藏最晚记载,即《兰亭》之陪葬昭陵,最早见于唐何延之《兰亭一记》,言之甚详。而言陪葬昭陵出于褚遂良之请,则始于宋钱易。其《南部新书》丁云:“《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篙奉教榻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篙私榻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对于太宗命整理贞观藏品所知最早之纪年,据《法书要录》载,或始于贞观六年:“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首先,是指出印章作伪不易:“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惟印不可作伪,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北宋时代,尚无文人篆刻,故伪印章向被视为难事。

《宣和书谱》载右军《平安帖》有二,一是草书,二是行书,然只有帖名没有帖文,是否与本帖有关不易确定。姜蘷《绛帖平》有残本收入四库全书,未见有具体言及本帖的文字。

“‘几暇怡情’取自乾隆帝常用的一方印章,意思是在政务之余暇,愉悦心遂,而书画是他几暇怡情的方式之一。”

是时内府收藏名作甚富。就拿褚遂良来说,因鉴定整理内府藏品就得遍观历代名作,更得临写、钩摹内府法书,如《永兴帖》《黄庭经》《兰亭序》《十七帖》《宫舍帖》等众多临本,为累世藏家所宝,可见数量惊人。加上褚氏临王帖之妙屡见于唐人记述,临本亦多见收藏著录,其精于王羲之法书鉴别正可由此想见。此外,弘文馆帖中如王羲之《十七帖》,草帖有褚遂良的释文。宋代鉴赏家米芾亦对褚氏题跋推崇备至,其《书史》说:“晋太宰中书令王献之,字子敬。《十二月帖》前有绢小帖,是褚遂良,题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其次,是用印章为藏品分等级:比如“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

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

乾隆宸翰

贞观内府所藏有沿袭前代伪作,而贞观独尊王羲之,竭力搜求过于前代,射利之人投其所好,同时人以他书充作王书者亦当不在少数。贞观作伪最著名者,莫过于李怀琳唐窦泉《述书赋》云:“爱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吠声之辈,或浸余波。”

  再次,则用鉴印讲究细致合适而不损画面:“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

此帖见于宋刻《绛帖》。绛帖本《平安帖》提供了宋代的实物根据。

作为一代帝王,乾隆帝自幼就接受满、汉、蒙、藏多元文化教育,尤其崇尚汉族文化,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通。

窦蒙书中又称:“李怀琳,洛阳人。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秘康绝交书》并怀琳之伪迹也。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煊赫。劳茹装背,持以质钱。贞观中,敕频搜寻,彼之钱主封以诣阙。太宗殊喜,赐缣二百疋。”

  有宋一代,苏东坡是诗文书画兼得风流的文化大家,米芾当然也有诗文集《宝晋英光集》。但他对于书法(“集古字”、“臣书刷字”)、绘画(米氏云山)、篆刻印章的收藏分级(还有“求予作篆”的亲自篆印),以及种种作伪或仿书屡屡得手,比如著名的《鹅群帖》《中秋帖》的传世千年,更以他周边有刘泾,薛绍彭,最有名的是驸马都尉王诜的在书画艺术上用尽手段“为虎作伥”;这些努力,论文化广度和覆盖面自然不比苏学士;但论专精程度而言,在书法、绘画、印章、收藏、鉴定、著述,甚至仿伪方面,却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

《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宋太宗赵炅出御府所藏历代书迹,命侍书王著编集十卷摹勒上石而成。《绛帖》是北宋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刻于山西绛州,共二十卷。《绛帖》虽祖《淳化阁帖》,但所收帖目多有损益。到明初,《绛帖》已罕有传世,故有内容不同的别本绛帖十二卷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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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泉虽贬斥怀琳高风甚少,俗态尤多,而能载之于《述书赋》,想亦颇有可观处。其伪作王羲之《大急就》,又上伪作《七贤书》,卫夫人《和南帖》、秘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均是时人以为奇货可居的珍品。待怀琳上别本《大急就》,得待诏文林馆,实为莫大的赏赐。米芾《书史》谓:“《法书要录》所载《七贤帖》,太宗知其伪,爱之,以‘贞观’字印之入御府。因献书而授官职,绝非泛泛之辈。故米带亦称其书为“贞观间一种伪好物”。怀琳而外,窦蒙注中又述谢道士作伪事迹,可见作伪之风盛极一时。

  纵观宋元明清千年以来,像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奇才,尤其是在鉴定作伪方面如此专业的做派,的确是再也未曾出现过。

今有宋刻《绛帖》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分前后各十卷(每两卷合一册,共十册)。原是明末涿州冯铨家物,经孙承泽、梁清标、吴荣光、潘仕成、王存善等收藏,并有翁方纲与吴荣光许多批注、题跋。《平安帖》在后第六卷,即“愿”字号卷之第二帖。《绛帖》每卷用一个字作编号,二十字连起来成四句话,即“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

弘历13岁时临摹赵孟頫的《汉番君庙碑》,页面有老师的批语:“用墨太浓,字未端正”。

三、贞观内府书画的管理

  来源:杭州日报

经对比,墨迹与帖本吻合,其书沉厚遒迈,古韵穆然。两本大小、笔画、神态相一致,墨迹本犹可显出墨色浓淡、笔致走向。仅几个字如“月”“六”“等”“深”“得”略见差异。从墨本到刻帖,必须经过再摹、上石、镌刻几步工序,总会产生与底本的差别。明代嘉靖时鉴藏家华夏把《万岁通天帖》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清代王澍讲:“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即便如此,将《真赏斋帖》同《万岁通天帖》比照仍可显出某些差异。

弘历13岁时临摹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从临摹水平看,弘历此时的笔法尚显笨拙,页面上有老师肯定的红笔圈点和修改的笔画,代表了弘历书法基础学习阶段的水平。

贞观内府书画收藏的管理是多样的。其内府常以收藏印章为标识来统一管理,唐以前内府未见收藏印记。如在隋朝,此类押署始带官衔,列于名作之后,然没有押缝题名或鉴赏印。鉴赏家奉诏整理书画,于藏品纸缝及前后题名,定其真伪,称为跋尾押署。此类跋尾押署,作为书画递藏阅玩的证据,以及更好地管理书画,备受当时及后世所重。唐代,“贞观”印见于载记最早者当推时人徐浩《古迹记》及韦述《叙书录》。徐浩《古迹记》中说:“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拜、张芝、芝弟爬、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后。”然韦述《叙书录》则云:“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虞永兴、褚河南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铁,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

《绛帖》内此《平安帖》前人著录皆称“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九行。其前有《得凉帖》,后有《百姓帖》。此摹本今仅存四行,缺少后五行帖文。现将完整帖文抄录如下:

弘历13岁时接受书法训练时的作品,一件为临摹赵孟頫的《汉番君庙碑》;一件为临摹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这是历代公认的初学习字者最佳的楷书范本。

这种押印形式管理藏品的方式还属贞观首创。唐世因袭,押缝题名则为“贞观”印所取代,堪称历代内府鉴赏印之鼻祖。由此确立内府书画押署、鉴赏印二者并举的新形制。贞观押署,张彦远《历代名画一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述最详,计有贞观十一至十九年共9年的押署,知书画整理随进献、征集而持续进行。贞观押署,侯君集犯法后将其名揩去,是第一次变动;嗣后藏品流入民间,待开元再次征集,多割去贞观题名,而民间私存者,题跋仍有完整保留。

“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眷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各可不寿以差也吾近患有痛今渐差献之故诸患勿力不具二夕告姜等平安寿故。”

不仅如此,乾隆帝性尚风雅,对文人士大夫饱含闲情逸致的文翰墨缘颇为推崇。

又据《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载“太宗皇帝自书‘贞观’二小字,作二小印”,并附有印章图示,始知二字出太宗亲书。由此可知“贞观”印之概观,至于印文样式及其真伪却未见提及。然古今内府鉴赏印,“贞观”印当推为最早。首创年号印,后世内府鉴赏印皆有此一体,其中知名者,如唐代有玄宗“开元”,宋代有徽宗“政和”“宣和”,高宗“绍兴”,元代有文宗“天历之宝”。清代有高宗“乾隆御览之宝”印,“嘉庆御览之宝”,莫不承其遗风。

绢本的前后两边都有割裁不齐的痕迹,因此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当《石渠宝笈》著录时,或者说在进入内府时已经这样了。至于后面原应有的五行,何时分裂,分裂后的去向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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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署押印章外,贞观年间,内府同时还以分卷、编目与装裱的形式管理书画。贞观印跋每为后代所法,装裱、分卷、编目,亦案然大备。其装裱之美,与卷次、编目之精审,俱深见用意。以三者相互牵舍,今并举合论。内府书画编目,自刘宋及至清垂两千年来屡见不鲜,影响兼及私家目录,真美术史上洋洋一大观。内府藏品浩如烟海,非私家可比,故编目之作,由来尚早。

《告姜道帖》不在《淳化阁帖》系统中,故流传甚少。在宋代其他刻帖中还见于《澄清堂帖》。《澄清堂帖》未见宋元人详细记载。沈曾植考证认为是南宋海陵常平使施宿刻的,时间在嘉定年间(1208——1224),帖内专收王羲之帖。至今只有宋刻残本存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邢侗旧藏《澄清堂帖》五卷中的两卷,失卷号。还有孙承泽旧藏的一、三、四卷。检此五卷宋拓残本中,已不见《告姜道帖》。清代耆英翻刻过《澄清堂帖》若干残卷,其中包含《告姜道帖》,与绢本对校比《绛帖》出入明显。

清人画 弘历采芝图像轴

贞观书画编目,史文亦不乏记载。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曾录出内府收藏名画,然无从考见编目体例。宋董道的书画跋多见“存于贞观而入录”“入贞观录也”“唐贞观已入录邪”等语。其《广川书跋》卷六跋《羊欣薄绍之帖》称“唐贞观中,欣书得正行腹二十余纸,绍之行书四纸仅存,不知此帖在唐录中为第几纸”。以董氏考证精当,凡涉及贞观编目的著录,虽有些凭主观猜测,但是唐代实行书画编目来管理却是事实。宋张来《柯山集》有“跋唐太宗画目”,定为太宗真迹;又元初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称“又见伯机仲山言有《贞观御府书画谱》。以上三者,余皆未之见也。”伯机即元代书家鲜于枢。以上是史籍关于贞观内府书画目录的一记载,然均未见其传本。可以推知,大约贞观书画目录宋时己罕闻流传人间,赏鉴家偶得传本,己珍若拱璧,秘不示人。贞观书画目录今存者,则有褚遂良《右军书目》,亦为传世王羲之法书目录最早者。

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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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书画整理编目,不可不言王羲之。言王羲之,则不能不提《右军书目》。此书得以流传至今,价值之巨可知。贞观内府是否忌讳帖文吉凶?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称:“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按此不过徒有其说,观《右军书目》中报丧等帖不一而足,爱举帖语可据他书补足者数例为证。

古书画真迹被后人割裂分散是真迹改头换面的常用手法。一件长的书画卷,往往被市侩分割分售而谋利。如传为周文矩画的《宫中图》粉本长卷,竟被割成五段,今分放在美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清人画 乾隆帝是一是二图像轴

贞观装裱家皆有特色,而装裱亦极尽珍华藻绣之美。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述之最详:“泊大圣天后御极也,尤为宝音。平一韶乱之岁,见育宫中。切睹先后阅法书数轴,将榻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镖,云是太宗时所装。”据武平一所述,法书装裱多是镂牙轴紫罗襟。襟首题篇目、行字等数,足证《右军书目》所载每帖行数,本从原迹录出。

文征明(1470——1559)精鉴书画,富于收藏,他刻的《停云馆法帖》乃明季法帖的佼佼者。文氏在跋中讲:“今此帖已刻之《绛帖》中,验之无毫发少异,疑即当时用以入石者。”他是仔细比较过的,他所看到的应是九行帖文。如果当时已阙失帖文,不会不指出来。也就是说当嘉靖癸丑重新装治时是九行帖文,后五行帖文失去是后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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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的还以小字真书释文或帖于每行大字侧,以进一步说明所珍藏的名迹,便于管理。此多出褚遂良奉诏所书。章草、草书字迹皆不易辨,当均有释文,武氏所谓“章草书”或指章、草二书,亦未可知。唐人草书《十二月相闻书》,凡每行左侧皆附书小楷释文,与褚氏所作释文应有相类,但帖于字侧,较之径书纸上,似犹显矜重。

文跋指出“缝印有‘绍兴’三小玺”,那应是原来真的。今见三个“绍兴”伪印是割裁之后添上的。文跋没有讲到“宣和”、“政和”印。设想原帖如有,文氏不会只讲南宋印而不讲北宋印,足见原卷没有。今见“宣和”、“政和”伪印也是割裁后添的。这恰恰是画蛇添足,露出破绽了。由此还可推证该帖进入内府当在南宋。

清人画 乾隆帝熏风琴韵图像轴 图中描绘了乾隆帝立于屏前抚琴的场景,画中乾隆帝身后的屏风由他本人亲自描绘而成。

对唐代的内府收藏的探析,可以更好地反观当地的收藏市场,给予我们很好的启迪和借鉴。

文跋说:“嘉靖癸丑五月望日装毕因识其后,子孙其永保之”。此时文征明八十四岁,后纸续有王榖祥嘉靖癸丑跋、彭年甲辰三月跋、胡汝嘉隆庆庚午跋,都说在文氏家中看帖的事。此后,直到进入清宫没再留下题跋,割裂一事无从查考。

“这三幅作品有个共同点,乾隆帝都把自己装扮成汉族文士的形像,其中《乾隆帝是一是二图像轴》《乾隆帝熏风琴韵图像轴》均有底本作参照,《乾隆帝是一是二图像轴》仿自清宫旧藏的一开宋代人物册页;《乾隆帝熏风琴韵图像轴》与传为刘松年的《琴书乐志图》相近,所以初看这两幅作品与原作相近,只是乾隆帝把图中的文士换成了他的形象。以这种画中画的形式表现皇帝的肖像,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由此可见,自青年时代开始,乾隆帝就对汉族的书画艺术和文化传统非常喜欢。”

总之,绢本《平安帖》是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它与《绛帖》刻本是依据同样的底本精细摹出来的。今《平安帖》墨本久隐复显,再度面世,深为庆幸;而能与宋拓《绛帖》彼此契合,则又获得一层证据,相互映发而愈增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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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网友建强

《乾隆帝是一是二图像轴》中陈设的清宫收藏古器物

众所周知,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手书至今已荡然无存,而被目为真迹的王氏书迹最多不过唐人摹本或宋人刻本,绝大部分珍藏于国内外各大公私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日本皇宫等,平日几乎不可能得见;民间虽偶尔有藏王羲之作品,但都为赝品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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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新近推出的王羲之《平安帖》是他们今年秋拍的重头戏,由于宣称是北宋《宣和书谱》和《绛帖》“先后”著录过的,已引起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国内外很多专家都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件所谓《平安帖》的不负责任的宣传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与愤慨。

《乾隆帝是一是二图像轴》局部

关于这件作品,徐邦达先生早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辩》一书中就有论及,徐先生说:“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只是后绢隔水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又本身上‘绍兴’印亦伪……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很早就流出清内府,1979年见于北京文物管理处。”

“除了自己的形象外,乾隆帝也把原画中的文玩器用换成了他所喜爱的清宫内府藏品。如画幅右侧的彩漆紫檀圆桌上摆放了内府收藏的春秋时期汤叔盘、商代馶癸觚、商代斝、明代青花扁壶、明代玉香炉等器物。他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自己的形象和心爱之物代代留传下去。”

据徐文,至少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知道:首先,此本《平安帖》为水平很一般的伪赝本;其次,此本绝非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本,因宣和内府各章、绢纸、“绍兴”印俱伪,嘉德对外坚持宣称这件《平安帖》先录于《宣和书谱》,后收入比《宣和书谱》成书还早至少半个世纪的《绛帖》(由尚书郎潘师旦刻于皇祐、嘉祐年间,即1049-1063年),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强使关公战秦琼。

除了这些文人游戏外,在治国理政之余,乾隆帝也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以“几暇怡情”。总的来说,他的书法与绘画,伴随着临摹仿古而不断精进,其艺术风格乃兼众法,尤其受到元代赵孟頫的影响。

而尽管徐先生仍认为嘉德《平安帖》为南宋中晚期作品,不过其证据仅仅是“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但其实这一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徐先生自己这句话也并未排除其为伪物的可能。其次,嘉德本《平安帖》上柯九思印与宣和诸印一样都是伪物。取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墨迹卷后所钤柯九思墨印、现藏台北故宫宋李成《寒林平野图》、柯九思《晚香高节图》所钤柯九思墨印相对较,即可知高下。按嘉德本《平安帖》“柯九思印”墨印当系伪作《晋人曹娥诔辞》柯九思藏印“柯九思印”白文印(见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册页650)而成,其风格、刀工都极为粗蠢恶劣,“柯”字中“可”的上横已向右斜下而近于捺,若解释为绢丝拉伸变形,尤为不通,盖该本绢丝此处向右上拉升,于情于理都至为不合;此外,“九”的横蠢直而没有丝毫篆意,左上当为“思”字处上部“田”字右折全无,种种情况,翻遍柯九思相关的资料,未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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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嘉德本本身而言,徐邦达先生也强调说其“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这种情况在传世的王羲之唐摹本中都不可能有,取现藏日本皇宫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的《孔侍中帖》和现藏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与《远宦帖》,还有现藏辽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等相较,高下立判。前述几种帖子,在结体、气度、笔墨等方面无一例外与历代所论右军书一一相符,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张怀耿又在《书断》中说右军书“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取此《平安帖》与启功等编《中国法帖全集》中所收《绛帖》本《平安帖》相较,可知此本即在《绛帖》本上所临,不仅气势全无,更错讹满篇,几乎无一字无失误;再取嘉德本中“十”、“月”、“不”、“平”等几个常见字与上述《丧乱帖》等几本比较,可知其不管是取势、结体还是运锋等方面都有相当严重的失误,几乎不成其为书,更不必说王书了。

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同时,即使宋人或明人在唐摹本的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本子,也没见有这种低级错误,如传为米芾摹的《大道帖》、明代陈鉴在唐褚遂良摹本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至于喜好,书法上,乾隆帝特别推崇魏晋时期的作品。乾隆十一年,他搜集齐了三位晋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得到这三帖后,他非常欣喜,就把他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中,又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三希堂”,并亲自题匾,还撰写了《三希堂记》以示郑重。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这些传世最好的本子都是纸本的,或为硬黄纸,或为白麻纸,至今还没有见过绢本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太高,摹刻的时候需要透光性比较好的原材料,而纸是最好的选择,但号称“北宋摹本”甚至“唐摹本”的嘉德本《平安帖》居然是绢本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许在嘉德看来,绢本比纸本当然要高级得多,他们正希望据此为王羲之书法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课题或领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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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嘉德的对外宣传,可知其所指的是上述台北故宫藏的《平安何如奉橘帖》中的《平安帖》。该件与《何如帖》《奉橘帖》二帖合为一纸的《平安帖》,此前曾被国家书画鉴定委员会诸老如启功先生等考订为真正的唐摹本,徐邦达先生也在其《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中说该作为“唐勾本、佳”。嘉德打着台北故宫藏这件真本《平安帖》的旗号,为他们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平安帖》进行重点宣传和大做文章,不止是贻笑大方,恐怕已经利令智昏了。

乾隆帝 临三希文翰卷

嘉德又宣称此本《平安帖》被文征明收录入其《停云馆法帖》,其主要理由是文征明诸印皆真、《停云馆法帖》确实有载。事实上,尽管如此,仍不足以就此将这件《平安帖》定为经《宣和书谱》和《绛帖》著录的北宋摹本;而这也正可证明该帖极可能就是文征明本人作伪之作,或被时人骗过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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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米芾等人一样,文征明也善于作伪。明末崇祯六年成书的张泰阶《宝绘录》,是史上臭名昭著的集伪作大全的著录书,《四库全书提要》已多有疑惑,徐邦达《六论古书画鉴定》文中更直斥其尽为伪作,而其书中竟多有文征明曾收藏过的作品,可知文氏本人也是此中高手。

清拓 三希堂法帖 乾隆十二年,他命梁诗正、蒋溥、嵇璜、汪由敦等人根据《石渠宝笈》,把魏晋以来的名帖摹勒到石头上,由宋璋、二格等人镌刻。

文征明贵为当时艺坛领袖,既善作伪,且自负眼力甚高,屡屡受骗。与项元汴齐名的大藏家詹景凤《东图玄览》中就载有文征明被骗事:

对于这些作品,乾隆帝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希代墨宝之冠”,不仅在上面多次题跋,而且也多次临摹,“合临不下数十本”。由此可见他对魏晋风度的追慕,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守护书法正统、追求完美的宣示。

太史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余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余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间以语太史,太史好胜,卒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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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征明与沈周关系之密切,尚至于被一市井小儿骗倒,可知一斑。

乾隆帝 临唐人帖轴

因此,嘉德此件《平安帖》,极可能是文征明自己作伪之作,或为受骗上当,后才收录入《停云馆法帖》的。无论何种,其为明代伪作,已断无疑义。

除了魏晋时期的书法外,乾隆帝对唐人以及历代的书法均有临摹,如《临唐人帖轴》,虽然是临帖,但是笔意是乾隆自己的,渗透着赵孟頫书体的韵味。

从最近的宣传态势看,嘉德不仅罔顾这些事实,且人为地将这件作品的年代定为北宋,并称其为《宣和书谱》《绛帖》相继著录,故意混淆概念、张冠李戴以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唐代摹本,这显然并非一种理性的、负责的行为,尤其是嘉德这样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相当影响的拍卖公司,其直接后果不仅是对买家利益构成极大的侵犯,同时也会对整个艺术市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退一万步讲,即使嘉德目前能因此赚取极其高昂的佣金,但恐怕其后遗症也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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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仿钱选观梅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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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仿赵孟頫沙渚双鸳图轴

绘画上,此次展览展出了乾隆帝的《仿钱选观梅图轴》《仿赵孟頫沙渚双鸳图轴》,由此可见他对宋元绘画的喜爱。

乾隆帝的这些喜好,为宫廷书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绘画方面,他所倡导的“四王”山水画、常州派花鸟画以及人物画都有突出的成就。书法方面,宫廷书法仍然以传统的帖学为主导,形成庞大的馆阁书势。朝中宗室、词臣亦辅佐乾隆帝左右,奉敕、应制、唱和进行书画创作,彰显社会承平、文化昌盛。

宗室书画

清顺治以来,皇家宗室就有非常严格的教育制度。他们自幼除了接受满蒙文化外,更重视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包括学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以此来提高文化修养。

乾隆朝宗室也同样如此,受乾隆帝雅好书画的倡导,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宗室书画家,如允禧、弘旿、永瑢、永瑆、永琰等,他们的书画不仅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更受到来自宫廷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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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铭 允禧训经图像轴

“允禧是康熙的第21个儿子,也是乾隆帝的叔父。他无心政治,专心于笔墨丹青、文人雅事。这件作品描绘的是他们夫妻坐在一旁,对孩子训经的场景,由此可见清朝宗室对汉族文化教育的重视。另外,画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画面前方有两只小猫,其中一只爪子里有一只寿桃,而其中一个小孩手中也有一只,有为允禧祝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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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禧 盘山十六景图册 静寄山景,画面右下方的黄琉璃瓦屋顶,是乾隆盘山行宫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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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禧 盘山十六景图册

而对于允禧的书画和诗文,乾隆帝也非常推崇,此次展览中,允禧的《盘山十六景图册》是乾隆帝巡游盘山时,特意带着允禧前去,并让他创作的。

“我们常说‘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乾隆帝一生共去过30多次盘山。从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九年,历时十年时间,建成了盘山行宫,可称为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的杰作之一。《盘山十六景图册》描绘的就是静寄山庄、千相寺、万松寺、天成寺等盘山原有的著名景点,每张画中景物刻画细致详实,房室多为灰瓦屋顶,唯有静寄山画册中有黄琉璃瓦屋顶,这就是乾隆盘山行宫所在地。”

“画面结构上,每开画页都有对题,右边为画,左边为题诗,题诗中,大字部分是允禧抄的乾隆御制诗,旁边的小字是他的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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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旿 隶书七言联 弘旿,乾隆的堂弟,工书画,此联书法属弘旿隶书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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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旿 洋菊图册 这件册画绘制了44种珍贵的菊花,画风工整妍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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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 书乾隆御制五福五代堂记册

永瑢,乾隆帝第六子,《五福五代堂记》为乾隆帝所作的御制文,乾隆四十九年,74岁的乾隆帝喜得玄孙,五世同堂,遂在宁寿宫建五福五代堂,并御制文《五福五代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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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 平安如意图轴

永瑢是乾隆帝的第六子,这幅作品用干笔勾勒花瓶,设色淡雅,古拙苍逸,颇有文人雅趣。画中有如意、瓶、梅、松树、茶花等,寓意“平安如意”,是应制为乾隆帝所做。乾隆十三年,乾隆帝把这件作品献给母亲,以示吉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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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琰 书乾隆御制文房四事诗卷

这件书法作品的见容为乾隆所做的御制诗,赞颂笔、墨、纸、砚四种文房用具,由此可见乾隆帝对文人雅事的推崇。

词臣书画

词臣书画的产生是皇家宫廷书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词臣多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随时应召或奉敕进宫行文论诗,绘画书写,为皇帝和宫廷生活提供服务。艺术创作方面,作为乾隆帝身边的近臣,他们的书画也或多或少受到乾隆的影响。

书画家皆为乾隆朝具有高文化素养且享有高职位的官员,其书法是当时宫廷书风兴盛的“馆阁体”代表,具有端庄、圆润、工稳、富丽的风格;其绘画恭谨、端雅,与宫廷生活趣味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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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宗万 书乾隆御制诗古风十五首卷

励宗万,励廷仪之子,历官三朝,工书法,又以善画供奉内廷。《古风十五首》为乾隆帝即位前的诗作,励宗万40岁书写,为其馆阁体书法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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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陈群 癸巳春帖子词卷

钱陈群,乾隆“五词臣”之一,此卷是钱陈群于乾隆三十八年新年,进献给乾隆的帖子词,表达对皇帝的颂扬与祝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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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 书乾隆御制读昌黎集诗轴

此轴绢本,行书。张照,乾隆“五词臣”之一,工书法,为《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编纂者之一。“该书除了张照的字外,上面的诗塘部分是乾隆的御笔《题张照书旧作口号》一首,书于乾隆四十年,此时张照已去世三十年,他追怀故臣,并对张照的书法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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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诗正 书乾隆帝题邹一桂花卉册

梁诗正,雍正、乾隆两朝重臣,乾隆“五词臣”之首。该册共十二开,每开左侧为梁诗正书录的乾隆诗题,右侧为花卉,是应制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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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 恭和乾隆御制诗页

刘统勋,为官雍正、乾隆两朝,是乾隆的股肱重臣。该帖端庄俊谨,有晋唐人风采,是独具魅力的应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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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 书乾隆御制重华宫记册

刘墉,刘统勋之子,乾隆帝重臣,因其书墨色丰厚内含骨力,嬴得“浓墨宰相”的美称。此册记录了重华宫建制和乾隆在这里居住学习的经历,是刘墉典型的应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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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四库全书》书目录卷

纪昀,字晓岚,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纂官,参与撰写《石渠宝笈》提要。该卷书为《四库全书·子部》目录,字迹工整,点画周全,运笔经意,一丝不苟。

君臣唱和

少有的君臣之间唱和往来书画题材的互动作品,展示了君臣之间命题、唱和的风雅,颇有文人汇聚酬唱之味。

文章开头提到了“重华宫茶宴”上的诗文“联句”就是乾隆君臣唱和的一种形式,此外,乾隆帝也经常在几暇之余,召集朝中诸臣,就某件政治事件或诗文作品,与其唱和往来,这也是他畅抒情怀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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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画 乾隆帝一发双鹿图像轴

《乾隆帝一发双鹿图像轴》,画中表现的是乾隆帝与侍从骑马射猎的场景。“这件作品创作于乾隆四十三年,十年之后,乾隆五十三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平定台湾和缅甸前来进供。这两大事件似乎和十年前的幅画相印证,乾隆帝非常开心,就把这幅画拿出来,题了两首诗,诗的内容大概就是:十年前我画了这张画,十年后发生的事情正好和这张画对应上了。随后,永瑆、永琰、和珅、王杰、董诰恭和,永瑆在他的恭和中提到冥冥之中,十年前射中两鹿的事情正是今年两件大事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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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摹唐寅事茗图卷

此图为乾隆帝明临摹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图中描绘了文人雅士悠闲舒适的日常生活,乾隆帝时年四十四岁。后幅有词臣蒋溥、汪由敦、裘曰修、嵇璜、于敏中、董邦达、钱维城、金德瑛、王际华、钱汝诚十人奉敕恭和,以迎合乾隆帝寄情的士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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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拓 快雪堂帖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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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达 三希堂记意图轴

因为对“三希帖”极为喜爱和推崇,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的重华宫茶宴中,乾隆帝就以《快雪堂帖》为主题,召集群臣创作联句。

除了“三希帖”,乾隆帝对宋人的西园雅集图,尤其是宋代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尤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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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临宋人西园雅集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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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卷

西园雅集是北宋王诜宴请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文人雅士,聚在一起进行的文人交流的活动,当时,米芾还为西园雅集绘制图记,以示记录。乾隆帝对古代文人这种艺文交游的生活方式非常推崇,不止一次地以“宋人西园雅集图”为底本进行临仿。

《临宋人西园雅集图卷》中,乾隆帝描绘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晁补之、秦观、李之仪、张耒、刘泾、蔡肇、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应王诜之邀,于西园雅集的场景。引首乾隆御题“仿佛其人”,画面中钤有“乾隆宸翰”“几暇怡情”印,由此可见乾隆帝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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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诗正 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卷

此卷为梁诗正临宋代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梁诗正时年四十八岁。引首有乾隆御题“亦足仿佛”,对此作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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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诰 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卷

董诰,董邦达长子,《石渠宝笈》收入其作品甚多,且多获御笔题识。此卷为董诰临宋代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虽是临摹之作,但仍呈现“馆阁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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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 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卷

于敏中,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是乾隆朝汉臣首揆执政最久者。此册为于敏中临宋代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书风温雅敦厚,仍具“馆阁体”风容貌。

乾隆帝57岁临的宋代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乾隆帝曾四次临写《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词臣也多有奉敕临写,如梁诗正、董诰、于敏中等,均创作有《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卷》,并受了乾隆帝的赞赏,由此可见他对对“西园雅集”题材的青睐。

除了“西园雅集”外,乾隆帝对“千尺雪”也特别钟情。“千尺雪”是江苏吴县寒山范氏山园中的景色,最初由明代隐居寒山的读书人赵宧光命名,乾隆帝首次南巡时,看到寒山的“千尺雪”,尤为喜爱,就命人将其仿于西苑淑清院、避暑山庄、静寄山庄等处,且同名为“千尺雪”。并命画师绘制各处的千尺雪图,供他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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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盘山千尺雪图卷

乾隆帝本人也绘制有千尺雪图,《盘山千尺雪图卷》,描绘的是盘山的千尺雪景,引首自题“对此清泠”,并于图中记复命董邦达、钱维城、张宗苍分绘西苑、热河、寒山的“千尺雪”,以寄托情思。尾纸有乾隆帝晚年题咏避暑山庄千尺雪诗十首,足见对“千尺雪”的喜爱。

乾隆帝的近臣董邦达、张宗苍、彭元瑞等人也都创作有千尺雪图,或书写过乾隆帝创作的关于千尺雪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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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达 西苑千尺雪图卷

此卷为董邦达奉乾隆帝敕命画的西苑千尺雪图,笔墨苍润,颇具文人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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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苍 寒山千尺雪图卷

此卷为张宗苍受乾隆帝特知,奉敕画的寒山千尺雪图,并获御题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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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元瑞 书乾隆御制寒山千尺雪诗册

此册彭元瑞以馆阁体,记录了乾隆帝历次南巡途中所作的寒山千尺雪诗,共计余首。四处千尺雪,乾隆帝每有经临,必会赋诗纪念,以释其情怀。

乾隆帝不断地提醒自己和潜在的观者,自己是一个勤于政务的明君,所谓‘几暇怡情’并非丹青误国,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图的,在诗文及书画中,都能看到乾隆帝对国家、臣子,以及政务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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