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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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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王羲之的《兰亭序》现在还有真迹吗?如何鉴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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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遭遇市场,学术为谁说话

时间:2014年02月25日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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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

  苏轼大概不会想到,他写给亲密好友郭功甫的一封告别信,寥寥9个字,会在900多年后的拍卖会上拍出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更没想到的是,随之而来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因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而陷入了“罗生门”。当艺术进入了利益至上的艺术品市场,原本纯粹的学术争鸣“为谁说话”似乎已经比“说什么话”更重要了。

  《功甫帖》遭遇“罗生门”

  《功甫帖》整幅作品是立轴,包括4个部分: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右上);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左上);翁方纲《功甫帖》双钩廓填的摹本(右下);民国时期收藏者许汉卿的题跋(左下)。

  2013年9月,上海收藏家、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高价购回《功甫帖》。这位收藏家曾公开宣称:“我的弱势是没有任何艺术收藏专业知识,我的优势就是有钱。”

  购回《功甫帖》本来也只是他“不差钱”收藏行为的普通一次。然而,当年12月20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以下简称“上博”)的3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称这件作品是“双钩廓填”的伪本。所谓“双钩廓填”,指的是先用墨线沿着字的笔迹勾描出轮廓,再填上墨色。

  12月22日,苏富比方面发出声明,“我方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坚称其为苏轼真迹。

  12月23日,刘益谦发布长文声明,称作为买家他愿意保持中立。但12月26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态度骤变,向上博连发三问,质疑其结论。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撰写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报告,发表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详细解释了判为伪作的原因。

  1月13日,苏富比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对报告提出的“鉴藏印多为伪印”、“翁方纲题拔与题诗是伪作”等质疑逐条反驳。

  1月28日,上海收藏家颜明突然发表《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称刘益谦曾在2013年8月底即拍卖会前夕,向他请教怎么看待这件《功甫帖》。公开信中写道:“我专门请教了上博和故宫的专家,专家们通过研究,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提了几点看假的原因。我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刘先生转达了上博和故宫专家看假的意见,并劝他和专家们联系。”此言一出,风向又变,似乎成了刘益谦在知假买假。

  农历新年的爆竹并没有冲破弥漫在《功甫帖》上空的迷雾。2月18日,刘益谦及其团队带着《功甫帖》来到北京,不仅请来了已故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的弟子萧平、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长青等专业人士,还请到了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等中国最大拍卖行的老总,广邀媒体,展开了一场热闹的现场鉴定会。

  鉴定会兼新闻发布会现场,刘益谦团队公布了《功甫帖》的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和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的效果图,并现场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从墨色、纸张、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结论:这件《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博“双钩廓填”的说法无法成立。

 《功甫帖》曾涉及千万元关税

  除了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其实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功甫帖》,更对其真伪不感兴趣。普通人知道这场争论,是源于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一文,报道了3名上博研究员鉴定《功甫帖》是伪作。全文没有刘益谦方面的回应。对私人藏品真假这样的敏感问题,研究员没有首先告诉藏家,征得其同意后再在媒体公开发布,这也是上博一方后来一直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不过,《新民晚报》记者在“采访手记”提到的原因也不能忽略:“在近期舆论宣传中,媒体、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已有将这件拍品视作真品之势,并有人吁请国家在关税政策上开‘绿灯’,以期更多流散在海外的重量级文物回归……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原来,《功甫帖》在购得之初,因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关税,一度滞留香港,上海自贸区成立后才得以免税进入上海。

  如此,《功甫帖》的真假已经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双方阵营中,都不乏一流专家,都是言之凿凿。书画鉴定是一项专业性极高的工作,闹得沸沸扬扬的《功甫帖》,行外人其实并不明白鉴定结果中那些深奥的专业词汇。而学术上的争论,一旦掺杂了利益,再加上媒体炒作,普通的围观者,就如同买不起越炒越高的艺术品一样,如今连真假都“不够资格”知晓了。

  据悉,《功甫帖》将从3月28日起如期亮相于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关于此帖真伪讨论的文献也将一同展出。发布会现场,艺术品爱好者程辉(化名——记者注)因为挤不进去,只能在场外张望。他调侃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刘益谦、《功甫帖》、龙美术馆,有时候我真怀疑整个事件是一个策划好的大广告。”

  如今,上博一方自从发布论文后就销声匿迹,再无回应;刘益谦一方后发制人,似乎形势大好。北京的发布会现场,虽然人头攒动,但没有一个上博的专家到场。发布会结束后,有媒体联系到钟银兰,她说:“我的看法已经公布,不会改变。他(刘益谦)如果要研究什么、说什么,那是他的事。”而颜明表示,之前请教过的上博专家正是钟银兰,另两位故宫专家不方便提及。

  上海收藏家冯飞龙谈及艺术品的真伪之争时,认为学术进入市场,其实很不科学。“学术历来就是有争论的,只是角度不同、认知不同,没有对错之分。而艺术品市场利益纠葛颇大,所以买家和卖家都不能作为可信的责任者,应该成立第三方鉴定机构做一个客观的判断。”

  没有人能透支国家信誉

  书画收藏家朱绍良介绍,关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辩论一直存在: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和高二适关于《兰亭集序》的“兰亭论辩”,连毛泽东都支持双方各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元老、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高居翰,提出美籍华人王己千收藏的五代时董源的《溪岸图》,是张大千和徐悲鸿画的伪作。争论之后,《溪岸图》在大都会博物馆做了一次科学检测,结果高居翰认输,他主动对王己千说:“对不起先生,我错了。”朱绍良说:“这些往事说明,古代书画的真伪是可以大家来商榷的。”

  所以,3个专业人士指出一件从拍卖会上买回的东西是假的,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只是,“上海博物馆”这个单位名称的高光盖过了3个具体的人。事件发展到最后,似乎成了一个国家博物馆对私人藏品的“指指点点”。

  在发布会现场,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易苏昊说:“我对这件事挺震惊的。因为国家鉴定委员会有纪律,其成员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这是一条工作纪律。钟先生(钟银兰)和单先生(单国霖)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此次,刘益谦团队进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是以龙美术馆的名义。

  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也受邀来到现场,他戏称自己不是来打群架的,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说话。“如果这3个人不是上博研究员,那可以随便说,但当他们扣上国家机构头衔的时候,就需要谨慎。所以事件一发生,上博就立刻出来择清关系,称是个人行为,可不幸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一定会把‘上海博物馆’搁在前头。读者记不住3个人的名字,可一定记得住上海博物馆。”马未都说,“学术理论著作应该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后再由媒体报道,现在是反着了。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谋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马未都说,民办博物馆遇到的困难,很多是国家博物馆不曾感受到的,“光海关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作品真伪,马未都自认“无权说话”,他唯一能说的是,“没有人有权透支国家信誉”。

  原标题:盘点丨艺术品真伪争议事件,都有哪些艺术品陷入真假风波

林牧之

回答:

苏富比上拍的《功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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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句,似乎也是对今天“功甫帖”纷争的写照。

最近有传闻,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在甘肃的某地被发现,与现在大家认为最像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神龙版《兰亭序》比较,不说是面目全非,出入也还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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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书画市场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鉴定的问题。所谓困惑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在市场中有很多人都声称会鉴定,社会上还有很多鉴定机构,有这么多鉴定机构以及有这么多的鉴定专家,我们到底听谁的?画家不单自己画画,还会鉴定,很多画家也进入到鉴定这个领域来,画家能够给自己做鉴定吗?画家的子女、家属能自然成为鉴定家么?我们的行业中,很多专业的研究机构有很多研究专家,可是为什么专家的鉴定意见常被社会诟病和质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如何分辨?近期发生的《功甫帖》的争议,对于我们研究书画鉴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正好也作为古代书画研究的一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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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热爱书法的人士,一直关注着“功甫帖”事件的发展。拍卖版《功甫帖》的拥有者刘益谦先生及其顾问们2月18日在北京举办媒体公开见面会。通过对这一见面会上的鉴定与发言意见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不少地方与事实不符,让人疑问处也较多,现举数例,望方家不吝赐教。

王羲之墨迹,在唐代贞观年间,能收到的基本都搜光存于宫廷内府。唐代从安禄口叛乱起,唐玄宗李隆基弃京而逃,皇宫府库自然逃脱不了洗劫的命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朝代更迭不断,皇宫内府,都是重点搜劫的地方。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书的《谟邪公传》中,对侵入京城的将领就有描述。有抢夺金银珠宝的,也有专搜书籍字画的。每次朝代更迭,宫廷就要遭到一场灭顶之灾。能抢的抢走,不要的一把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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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一个问题是博物馆专家或者是学者要不要到市场来发言?人们肯定希望博物馆专家和研究员们来为市场把关,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市场,特别是为市场里的一些真假艺术品的存在做一些梳理。但是,我们知道作为国家鉴定委员会、重要的博物馆,内部有一个纪律,就是轻易不让其专家为市场做鉴定。为什么?因为在学术研究和市场研究两个领域里会有很大的矛盾,这是两个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讨论问题的环境,当这两种研究走到一起的时候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功甫帖》恰恰就是反映了这么一次非常经典的两种研究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矛盾的一件事情。

  在延禧攻略的最新一集中,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引起真假风波。艺术品的鉴定一直是古往今来的难题,包括在去年以4.5亿美元成交,刷新艺术品拍卖“最贵”纪录的《救世主》,其作者到底是否达芬奇,也遭舆论质疑。今天小艺列了近年来那些深陷鉴定风波的艺术品,看看当时都发生了哪些争论。

一、此次为拍卖版《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媒体查询香港公司注册信息发现,其全称为“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6日,即在《功甫帖》拍卖成交以后方成立。香港藏家林霄既是“受香港慈善机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委托”,对《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负责人,同时又疑似该机构的创办人。如此影响巨大的鉴定,却要请这一匆匆成立仅4个月的机构,原因何在?

王羲之《乐毅论》真迹,曾被唐太宗得到。后被太平公主得到。她用锦袋包裹藏在箱子里,却被宫中的一个老妪窃走,被人察觉,老妪胆怯,慌张投入灶火之中,化为灰烬。

  当然,对于古代书画是可以质疑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案例,新中国成立初的196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官司“兰亭论辩”,发起人是郭沫若,他写了一篇文章说经过考古发现,我们看到了魏晋的书法没有《兰亭序》这种说法,因此《兰亭序》是假的。他的论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也有反面的观点,这个质疑一拿出来就得到了书法家高二适等专家学者一致的批驳,说轻易地否定古代经典是不对的。这次争论也很大,由于后来有政治的原因而终止,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学界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意见,只是没有继续争论下去。从纯粹学术角度讲,今天看起来,郭老这次质疑也是蛮有意义的,确实从考古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魏晋书法里没有王羲之书法,有可能是李世民出于政治目的,因为李世民是从贝加尔湖过来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文化、政治上得不到相关的支持,因而为了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而推崇王羲之。讨论学术的时候有时要撇开政治。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把“兰亭论辩”继续下去,站在纯粹的学术角度继续辩论。

  《救世主》

“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认为《功甫帖》用纸与北京故宫藏宋李建中《同年帖》、台北故宫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仔细研究检测报告,貌似科学,其实很不科学。因为这三件作品,除对《功甫帖》原件进行所谓“高科技检测”,对另两件都是仅凭转抄别人研究结论和图片就断定“一致”。如果真正比对,应将三件原件放在同一灯光、同一桌上来比对纸质、纹路、包浆等,并且还需纸质采样分析,但宋代原作能够破坏性分析吗?再则纸张的鉴定需要纸张年代样本的谱系,目前纸张判断年代主要还是靠经验。匆匆成立的“近墨堂”人员上手了几件宋代书画?有鉴别宋纸的经验吗?所谓高科技测纸,基本可以视作哗众取宠。

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贼窃兵抢,战乱纷纷,最后一件真迹,是存于日本的《逰目帖》,二战期间,被投于长崎的原子弹化为灰烬。至此,世上再无王羲之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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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发生在海外,当时王己千先生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件《溪岸图》,外国学者提出了质疑,说这个东西不是古代的,而是张大千伪作。经过大都会博物馆运用许多科技手段证实它的材料、画法以及历代的修补过程,研究表明,这个东西是古代的,不是张大千仿的。那一次争议也非常大,亦是搅动了几乎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专家都去介入了这件事情,但是这是在一个纯粹科研的、理性的、学术的角度进行的一次争论,并且最终有结论,达成了学术共识,推翻了张大千伪作的质疑——现在公认《溪岸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古代作品。应当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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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宋元及之前的书画,公认的真迹主要收藏于两岸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而对苏轼书法而言,没有争议的真迹均收藏于公立博物馆,无论是从墨迹、文献、纸质等哪一方面来说,由于有上手及研究机会,最有发言权的当然也是这些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现在,各类发现王羲之作品的消息不时传出。云南安宁的一男子,说存于家里的一个锦盒中,存有王羲之真迹,并开价八亿!当地专家及电视台的人赶去,结果,八亿瞬间蒸发!只是一件印刷品。原先尚存的财富梦,仿品多少还能卖点线,现在干脆整出印刷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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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关于《功甫帖》,我们看到一开始感觉到好像是一次学术争论,但是越往后越像是一次“闹剧”,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不是以一种学术的方法参与的,而是以一种拍砖头的方法在那儿打嘴仗。学术研究的事情到了市场就变了味道。我们希望把《功甫帖》也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来研究,抛开一切功利或者是私利的观点,呼吁讨论回归理性、回归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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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子京收藏印可以不敲在“墨迹本”本幅上吗?

王羲之的年代,至今一千七百年,纸的寿命最长一千年,还得是精心保存。仅从这一点,所有王羲之的真迹,都不可能留存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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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次学术研究都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过程,讲究的是逻辑。如果你把逻辑用错了,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是不可能对的。书画鉴定当中很多混乱是脱离了思辨的、逻辑的鉴定方式。

  《救世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创作的绘画作品。纽约时间2017年11月15日晚间,唯一可售的达·芬奇作品《救世主》以4亿美元落槌,加佣金成交价为4.50312亿美元(约人民币29.577亿元)价格在纽约佳士得夜拍上成交,成为史上最贵的艺术品,整个拍卖过程仅持续20分钟。

上博专家认为按照项氏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而藏家顾问提出:“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这一名迹项子京曾收藏过,上面亦不见项氏藏印。据以上名迹显示了一个事实,即项元汴收藏钤印不一定盖在一件藏品的本幅上,二位资深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若非有意疏忽,则有失于过眼之宽博。”

回答:

  我们知道判断事物的方法无非是3个层面:

  2018年8月8日,达·芬奇《救世主》再次引起舆论风波。佳士得方虽称此画作是达·芬奇真迹无疑,却也有专家提出疑议,认为达·芬奇仅参与了创作的20-30%,画作大部分为其学生贝尔纳迪诺·伦尼所作。虽然是多人合作绘画作品,却也无疑是达·芬奇真迹。

不久前故宫合璧的《出师颂》为绍兴本,其收藏经历是: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鉴藏,到南宋绍兴年间被收入内府,明代归王世懋藏,清初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

现在网上时不时的爆出某某拥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这样的新闻,并且还把这件事请说的很神秘,要么是祖上是什么什么大官,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要么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第二天出门在野外捡到的,总之都说的很玄乎很神秘。结果专家一做鉴定,就成了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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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逻辑的、科学的、理性的。

  在2010年《救世主》被鉴定为真作之前,这幅画一直陷于真伪的争议之中。甚至于在1958年的拍卖会上,仅以45英镑(约395人民币)的身价被卖掉。想想几十年后的今天这幅画被拍出天价,可谓造化弄人啊~

但不要忽略历史上还有一本《出师颂》,即“宣和本”。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对《出师颂》有详细记载:“章草书《出师颂》……流传有两本:一本有宋徽宗赵佶标题藏印,称为西晋索靖书,入清早已不存。一本则为南宋绍兴内府曾藏,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徐邦达在文中将现已不存的宣和本如何流传至项子京手中、项氏花了多少钱买都有详述。由此可见故宫藏《出师颂》和项子京毫无关系。同样,刘先生的顾问提出的《此事帖》、《行穰帖》、《李白忆旧游诗》、《雪霁忆旧游诗》也没有依据。

前段时间,云南一男子声称自己家里的锦盒里面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还开口要价8个亿,结果专家和记者跑过去一坚定,发现哪是什么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分明就是印刷品,竟然敢要价8个亿,真是脑洞大开、异想天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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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经验的。不跟你讲更多道理,什么纸张怎么做、印泥怎么打,是双钩还是手写,在放大镜下是什么样子,不跟你讲这个,他只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给你去讲道理,但是大家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他年龄大。很多人一看这位老先生,他在博物馆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甚至于他都工作到退休了,他说的应当是有道理的。他工作一辈子了,他就研究这个,他说这个是假的,我们从一种经验的方式认为他说的是对的。而他也是处在一种经验的状态下,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或者是真的,这是一种经验式的判断,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碰到这类事。而经验式判断对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站在这儿,背后来了一个人,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人马上就感觉到了,哪怕没有回头去看,听脚步就知道是谁,这都是一种经验性的。经验判断并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毕竟比逻辑的、思辨的鉴定方法要差一级。经验式的判断应当服从科技的、理性的、思辨的、逻辑的判断。如果两个判断发生了冲突,我们听哪一种呢?当然听前一种,因为那毕竟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判断,我们要放弃来自于经验的判断,在这个时候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没有前者,我们一定很相信经验,如果有前者,后者只可作为补充的备说。

  真假争锋时间轴:

公开支持《功甫帖》为真的人目前没有一位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而且支持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明代项子京为何将藏印盖在另一张空纸的中间部位,而不是盖在“墨迹本”本幅上。而上博研究员的论证恰恰提供了证据和自己的逻辑。

实际上,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迹早就已经失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羲之的墨迹《兰亭序》其实是唐代的著名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历代的书法家和皇帝也都费尽心思去寻找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可惜都无功而返,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太喜欢这幅书法作品了,被他带进了自己的陵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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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层面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那就是价值判断。何为价值判断?就是这个人跟我好,他说东西是真的,我也说是真的;这个人跟我不好,他说是真的我非说是假的,因为我不喜欢他。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或者是站队式判断,不管他有没有科学道理、有没有经验,我只管他跟我好不好,我们俩是不是一头的,这个有点儿像街头打架,流氓假仗义,不讲理。这种价值判断也经常发挥作用,这次事件可以看到,微博、微信讨论里有很多都是属于价值判断,打群架、起哄的人特别多。

  1900年,一位英国收藏家得到了这幅画,但他未曾怀疑这是达芬奇的真迹。这幅画遭到了磨损、涂抹、上光,难以辨识,还被认为是达·芬奇学生波特拉菲奥的作品。

三、上博专家何处说过“侧锋”?

如果真的出现在民间,那在书法家就是一件惊天的大事,它的价值就真的不是8个亿的问题了,是无价之宝啊。如果和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很很大的出入,或者如郭沫若说的,冯承素的《兰亭序》是假的,是唐代人伪造的,那甚至整个书法史都要被改写,书法家们所崇尚的帖学的根基也会动摇。这是一件改变书法史的作品,是在不能用钱去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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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功甫帖》的讨论,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越到后边的判断,离真理越远。这些声音中就有来自以上3个方面的。通过《功甫帖》我们梳理了这样一个事情:当有讨论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这些人的发声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他是站在科学的、严谨的、理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一种经验式的立场上,抑或是站在一种价值判断的立场上,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应该听谁和不听谁的,这是我们在市场研究当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如何筛选信息的办法。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17▲修复前的《救世主》相片

刘益谦先生的顾问在发布会上说:“他们(上博专家)强调《功甫帖》的墨迹和苏轼风格不符,认为是以侧锋为主,线条枯燥。谢稚柳先生引用苏东坡书法就是以侧锋入笔……”

通过以前的历史,我觉得《兰亭序》在民间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最大的期望都寄托在昭陵的发掘了。不过从现在的史料看,冯承素临摹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可信的,而且和王羲之的真迹是很像的。

  这正是《功甫帖》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刘尚勇)

  2005年时,画作被再度卖给一个由画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联盟,他们都认为这幅《救世主》也许不止是达·芬奇画作复制品的二度复制。

而上博专家《从法帖中双钩》一文,未发现有“侧锋”一说。原文如下: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用笔以偏锋为主。

回答:

  2010年底,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被召集到伦敦,该木板油画被鉴定为达·芬奇真迹。

刘先生的顾问故意把“偏锋”改成“侧锋”,再引用谢稚柳先生的书评来攻击上博专家,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令人费解。

王羲之流传至今的书迹,真、行、草合计大概有400余件,分别散于世界各地,而经鉴定确认的真迹却是一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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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专业鉴定团队

四、“义阳世家”是真印吗?

千百年来,《兰亭序》是王羲之公认的成名之作,摹本刻帖不下数百种,而真迹已随葬“昭陵”。因此,这件赫赫巨制的真伪一直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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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X射线揭示了这幅画早期创作时的痕迹。X射线显示耶稣的右手拇指最初的位置与最后呈现稍有不同,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达-芬奇一定是改变了主意并且把拇指移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画中的位置。而在其他这幅画的副本里,是没有修改痕迹的。

刘益谦的顾问在发布会上强调发现所谓“义阳世家”找到出处一说,或是自欺欺人。鉴定印章虽是鉴定一件作品的旁证、辅证,但也需静心仔细,方法包括:印泥颜色、刀法风格、时代背景、技法高低等等,非简单与《印鉴》比对即可(印鉴中也不免收录伪印),要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并在这方面要下苦功夫,也不失为鉴定的一种方法。

自东汉始,伴随纸张出现,收藏名家字画就成为了皇室与民间的一项雅好。据载梁武帝是收集王羲之书迹最多的一位,达到15000余纸,后经历代战乱佚损甚巨。至李世民时又是一个王书收藏的高峰,共集2290纸。此后“安史之乱”,中国人口由6000多万骤减至1700万,大唐内府收藏的羲之真迹也几近罄绝。唐肃宗李亨乾元三年,始恢复至218卷,惜原迹尽毁,自此王羲之真迹几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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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这幅画用非常薄的半透明的色彩画在胡桃木上,这和达-芬奇这个时代的其他作品是一样的。红外光显示画家曾把他的手掌压在耶稣左眼上方的部分,涂抹那里的颜色,这是达·芬奇喜欢的一种“模糊”的技术。因此,有艺术史专家将这幅作品认定是“21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再发现”。

立轴《功甫帖》,上有钤四方半印,上博结论为伪印。论点:“世家”半印未骑到纸边(所谓左下角模糊四分之一骑缝印也未骑到纸边)。保利拍卖李雪松首先指出:由于有命纸(托纸)相隔,上博误判。这里到底是谁犯了误判的错误呢?

《兰亭序》是王羲之唯一一篇字数最多的书作。但却是摹本。又因年代久远导致史实资料缺乏,所以近代以来有愈来愈多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鉴定古代书画,主要从纸质、墨迹、书写工具、装裱形式、时代风貌以及流传的相关史料、内容、文风遣词等方面去考证。如今传世的《兰亭》最早为唐摹本,纸张、墨质、装褫等技术方面已不可考,只有从书法风格、内容、史料去泛泛推证。而关于《兰亭》最早的记载也只到唐代,因而鉴定《兰亭》需参证他其余书作,仅书风尚有些许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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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2▲《救世主》的局部细节图

历史上真正的“义阳世家”是一方四字方印,当骑缝压盖于画芯与装裱绫边之上时,由于画芯与裱绫在同一平面上,印文应反映在纸张及裱绫上(目的是上锁,避免换画),反观立轴《功甫帖》“世家”半印未能全部将半印信息沿纸边断掉。这是为什么呢?

王羲之成名之后,模仿者就从没停止过。甚至时人仿的王书,義之本人都难辨真伪。王氏书传到梁武帝时,便有不少膺品。加之古人作书喜伪托,至唐太宗时上好王书,下必盛焉,虽然藏品骤增,却未必都是真迹。数百年后的北宋晚期,宣和内府所藏有王书二百四十三件之多,然碑帖拓本固多,而传为墨迹者,寥若晨星。时至今日,摹本刻帖多次复刻,回回走样,从残蚀的复制品中,还能体悟到王书几许风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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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4▲达·芬奇《救世主》的局部细节图

假设一种解释:压盖印章时,底板不平,压盖时有凹陷,未将印文内容全部反映。这种解释也通,只是会不免出现在盖比较大的印章时。但“世家”一印并非很大,(近3厘米见方)如此方章压不实说不过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世家”半印本身就是作伪人按《安素轩拓本》仿刻的残章?残章压出印文时就只能盖出骑不到纸边的情况,因为它不是全章。反观“世家”上方的“图籍”半印,印文却完全敲到纸边,

不可否认,王羲之曾经写过《兰亭》。成书于东晋后不久的《世说新语·企羡篇》是最早的提及:“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叙》,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的记载。晚唐的《隋唐嘉话》中也提到《兰亭》于梁乱中流出,智永得到后献于陈,陈灭后为隋所得,后智果又从隋内府借到《兰亭》后拓制数百本流传于市。纵观历史,短短几十年,都可使真象消于弥失,甚致以讹传讹,何况在那朝代更迭频繁,战乱纷扰的时期?或许《兰亭》的原作早已佚失;也许自唐太宗得到的《兰亭》本就是智永的仿品。总之这一切都很难考证了,毕竟王羲之真迹已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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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6▲《救世主》局部图

同样,压盖“义”印时也未骑到下部纸边,和台北故宫藏徐铉《私诚帖》上的“义阳世家”藏印相比对,印文出入较大,比较刀法亦非同一人所刻。尤其“义”印,则完全是作伪者凭空所刻,“世家”有本可仿刻,而“义”印则属无本凭空所刻。作伪之人刻了两方伪印:“世家”印、“义”印。

文物鉴定最可靠的结论是出土文物与史料相映证。单从书法风貌上鉴定《兰亭》真伪,虽然直观但也最不可琢磨。史料缺乏与出土实物的差异导致了《兰亭序》真面目一直蒙上了层神秘的面纱。但也许正因《兰亭序》这神秘的身世,才是使它千百年来魅力不减原因吧!

  反方:专家学者

发现“义阳世家”并不能证实彼“世家”就是此“世家”,考据虽能帮助认识作品的内涵,但前提是要鉴别依据的真伪,用伪印残印说事如何服众?如果不是故意还情有可原,有意为之则甚为不妥。

[临池管窥]谢谢浏览!

  市场营销的声势掩饰了这件作品的复杂情况,从多次流转的购买历史到作品被大面积修复,这些情况使画作原作者的身份更加模糊。巴黎艺术史学家、达·芬奇专家雅克·弗兰克说:“这件作品的构图不是达·芬奇的,他更喜欢扭动的运动感。这件作品充其量只是在一个不错的工作室模仿达·芬奇画出来的,而且这件作品受损严重。”

五、刘益谦先生的一位顾问在北京《功甫帖》发布会上以高居翰就《溪岸图》道歉为例,要求上海博物馆专家向高居翰学习,敢于认错,他说:“高居翰先生认为《溪岸图》是由张大千和徐悲鸿而作,后大都会结果确认高的观点错误之后,他主动地向王季迁说:‘对不起先生,我错了。’我也希望上博研究员能够像高居翰学习,敢于认错。”不知这位顾问所说的高居翰晚年道歉的证据在哪里?如果没有,那么就是公开杜撰,编造谎言。

回答:

  《功甫帖》

我所知道的是,在高居翰2012年所写的《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收录于北大出版社2012年《翰墨荟萃》一书)一文中,高居翰仍然在文中明确说:“我坚信,深深地坚信,《溪岸图》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

老王兰亭序真迹应该被李世民带进了棺材,但历代仿本也是国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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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此次北京发布会上,萧平先生公开称徐邦达“在过眼撩路之间把翁方纲的题跋都抄在里边”,其实徐邦达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所抄翁方纲对《功甫帖》的题跋乃李佐贤书画鉴影的文字,并非拍卖本《功甫帖》的翁方纲跋,如徐抄本与书画鉴影均为“元v中”,而拍卖本《功甫帖》则是“元v初”等,这一方面说明萧平是说假话,另一方面也说明徐邦达未必就见过原作。

回答:

  《功甫帖》 是苏轼写予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截至2013年,已流传了900余年。作品结构紧密、一气呵成,用笔沉着、粗犷有力,充分展现了苏轼的人文主义情怀。《功甫帖》曾被多次录入中国艺术领域中最为权威的各类典籍之中,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曾将其称之为“天赐的书法精品”,流失海外多年。

苏轼的《功甫帖》是存在的,但苏富比拍卖的《功甫帖》能归于苏轼名下吗?况且, 拍卖本《功甫帖》上三段翁方纲题跋字迹已有不少学者质疑为低劣仿造。其文字与翁氏文集中收录的跋文略有差别,勉强解释为可能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笔误;但仿翁氏题跋书法的伪劣,已可以证明此苏富比版“《功甫帖》”并非翁方纲当时看到的那幅真正的《功甫帖》。

如何鉴定呢?还用鉴定吗,免鉴。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8真假交锋时间轴:

萧平原供职南京博物院,后离职。此次发布会对他的介绍却是故宫博物院特约研究员,那么,他是故宫编外人员吗?能代表故宫吗?他以这样的身份出席这一发布会知会故宫博物院吗?

难道你认为真迹还存在?

  2013年9月19日,中国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微博)以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65.53万元)拍得苏轼《功甫帖》。《功甫帖》全文:“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二行九字,估价30万美元。

七、刘益谦先生何以“选择性”只相信拍卖实战人员?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富春山居图,王羲之的。回答:

  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发表报道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认为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伪本。

刘益谦的一位朋友春节前曾发出公开声明,透露早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前,曾受托转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见,但刘益谦仍坚持拍下此帖。刘益谦先生在北京发布会期间针对“为何相信苏富比的研究报告,却没想过请故宫博物院的相关专家求证”的问题表示,他“更认可从(拍卖)实战角度出发的人”,言语之间并不相信博物馆与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的鉴定,但他在2013年12月21日就《功甫帖》首次接受采访时的发言却有“(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话,即在鉴定真假方面相信全球博物馆专家,而并未提及更相信拍卖界的实战者,这前后态度如此不同及“选择性相信”,不知原因何在?■

兰亭之谜千年在流传,真迹是否存在难说清,现时能看到的都是历代高手出家临写,摹写,双勾而成的印刷品,水平不齐,但都有兰亭风韵,太差的流传不开,兰亭故事秩事,艺术一着是学书人的一座丰碑,也是后人茶余饭后的佳话美谈!

  2013年12月22日,苏富比拍卖行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真迹,称尚未收到上博的研究报告。

回答:

  2013年12月23日,刘益谦就《功甫帖》真伪事件首次正式对外发表声明,在质疑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研究方式的同时,也呼吁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兰亭集序是彻头彻尾的伪作,和同时期的,保留下来的其他真实作品一对比就知道了,尤其是那块王羲之他老婆的墓志铭。

  2013年12月26日,刘益谦再次声明,抛出“三大困惑”,除对上海博物馆提出几点质疑外,还代表龙美术馆向上海博物馆发问。

回答:

  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的两篇研究长文在《中国文物报》刊出,图文并茂详解为何《功甫帖》系伪作。

有真迹,在乾陵。

  2014年1月2日,针对上博研究员的研究报告,刘益谦第三次发布公开声明,称该研究成果是以三位研究人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而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他表示将等待拍卖行一方的学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出综合评判。

回答:

  2014年1月3日,苏富比拍卖行回应有关“功甫帖研究成果”之文章,表示不同意各文章中的观点并坚决认定“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并声称于十天内作出正式回应。

郭沫若曾力争从书法到内容兰亭序都不是王羲之作品,兰亭序真伪一直也没有定论。

  2014年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上公开发表声明称,如刘益谦放弃,自己希望购藏《功甫帖》,刘可于三日内与其接洽商议。

回答:

  2014年1月9日,刘益谦发表声明回复朱绍良,对其表示感谢和钦佩,同时表示轻言放弃为时尚早。

没有真迹,保留下来的都是手抄本,历史上有记载的。

  2014年1月13日,苏富比拍卖行通过官方微信发布署名为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的回应报告。报告坚称《功甫帖》是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所指认的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同时,不同意钟、凌二位先生所指认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帖》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

  正方:苏富比

  1、墨迹本从上至下右侧第一方半印及左侧第一方半印印色略浅,明显与其他七方藏印印色不同。墨迹本右侧第二方“世家”半印及左侧从上至下第四方“义”字形半印印色明显与其他藏印又不同。通过对《功甫帖》上“安仪周家珍藏”诸印与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所记载的印鉴对比,认为墨迹本应该不存在上博研究员所说除许汉卿印之外,全部鉴藏印是伪印的指认。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9▲“江德量鉴藏印”对比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墨迹本上“世家”半印右侧与作品边沿的距离,苏富比方面称这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这是书画装裱尤其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不存在任何问题。类此翁方纲题跋风格的其他翁氏题跋并不少见,我们可以参见《大观太清楼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的二则题跋。从这三则题跋的书法风格和书写水准来看,无疑是一致的。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30▲“江秋史”、“德、量”、“翁方纲”、“宝苏室”四方鉴藏印对比

  3、至于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与题诗与《复初斋文集》中记载个别有出入的问题,可以认为《复初斋文集》很有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底稿编辑的。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31▲墨迹本与油笺双钩本《功甫帖》对比

  4、墨迹本上另纸同裱的翁方纲“油笺双钩”本《功甫帖》虽较好地再现了苏轼书法的外形,但无法表现自然书写时笔锋的转折、墨色的变化等。

  反方:上博研究员

  1、该苏轼《功甫帖》墨迹本(下称“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钩摹自清代《安素轩石刻》;指认墨迹本上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

  2、墨迹本是从拓本翻刻而来,证据是墨迹本上“世家”半印作为骑缝章与芯纸边缘却尚有距离。

  3、单国霖论文质疑墨迹本上另纸同裱部分翁方纲题跋及题诗的真实性,理由是翁氏书法结构不稳,“翁方纲”、“宝苏室”二印有疑问,且题跋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文内容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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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方纲手稿完整描绘记录的安岐旧藏《功甫帖》鉴藏印,与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不符。

  4、 钟银兰、凌利中在文章中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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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甫帖》“禾”字用笔比较——《景苏园帖》(左一)、《安素轩石刻》(左二)、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左三)、苏轼真迹(左四)

  《雪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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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绢本立轴,纵151.1厘米,横99.2厘米。无款。曾经近代上海大收藏家钱镜塘(1907—1983)收藏,钤有“海昌钱镜塘藏”文长方印记。另有钱女“惠翔心赏”朱文长方印记。《雪竹图》描绘了江南雪后的枯木竹石,严寒中依旧生机勃发。画家采用了烘、晕、皴、擦等传统艺术手法,描写了竹石覆雪后的景色。石后三竿粗竹挺拔苍劲,旁有弯曲和折断了的竹竿,保持着顽强上升的姿态,又添了些细枝丛竹杂间画中,不仅情趣盎然,更觉严冬中有暖意。竹节处用墨皴擦,结构清楚。竹叶用细笔勾描,正反向背,各逞其势。地面秀石不勾轮廓,只用晕染法衬出雪意。画中大石右侧的竹竿上,有篆书体倒写“此竹价重黄金百两”八字,隐蔽有趣,耐人寻味。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36▲局部

  真假交锋时间轴:

  1973年,谢稚柳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学术考证论文。文中,谢稚柳引用了历史文献中关于徐熙画法的史料,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徐熙的“落墨”。谢稚柳认为,所谓“落墨”,核心是墨色,而着色只处于辅助地位。例如在一幅画中,技法的运用只是随着艺术的需要而变化,并没有固定的格律。《雪竹图》的画法总体上是工整精微的写实,是多种笔势与多种墨彩的组合,是一种突破了唐代以来各种画法的新颖风格。谢稚柳说,“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不会是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谢稚柳并认为,《雪竹图》完全符合徐熙“落墨”的规律,因此断定《雪竹图》就是徐熙的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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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中竹节处这种波浪形的齿痕,即是在第一遍淡墨干后,绢出现褶皱,后以浓墨补笔时形成的

  1983年,徐邦达撰写了《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明确反对谢稚柳的鉴定意见。徐邦达依据文献史料对徐熙作品做了界定:画史中记载徐熙的作品素称“野逸”,又“殊草草”,与《雪竹图》的“写实”画法,特别“工整精微”是相互矛盾的,进而断定“《雪竹图》与前人的评述徐熙画派的特征,大相径庭”。此外,徐邦达还从《雪竹图》所用绢的尺幅来考证,认为它最早不过南宋中期,至晚可以到元明之间。因此将《雪竹图》彻底排除在徐熙或徐派画以外。

  1986年8月,谢稚柳再写《再论徐“落墨”——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一文。谢稚柳不仅再次表明自己对“落墨”的理解,还针对徐邦达关于绢的尺幅这条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幅《雪竹图》是双拼绢,还不到60厘米”,符合五代时期绢的尺幅。

  正方:谢稚柳

  强调“笔墨风格、特性”的鉴别。谢稚柳在鉴别《雪竹图》时曾说:“没有任何旁证说明这画是出于何人或何时代,只有从画的本身来加以辨认,因此,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不会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谢先生认为书画作品的笔墨风格、时代流派是鉴定的主要依据,而印章、题跋、著录、别字等旁证,只能起辅助作用。

  鉴别一幅书画的时代性,首先要从笔墨分析,笔墨风格是鉴定的基础。谢稚柳先生在鉴别《雪竹图》时,就是从笔墨风格入手,定其时代性。在没有任何鉴别依据的情况下,从文献中寻找徐熙“落墨”画法的著录,得出徐熙画法的笔墨个性,并与《雪竹图》的画法相比较,从而论证了《雪竹图》的笔墨风格正是与徐熙“落墨”相符。可以看出,谢稚柳虽然侧重书画本身的鉴别,但并没有摈弃掉著录等辅助依据。

  反方:徐邦达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38▲积墨法写石,用笔草草,不拘于形

  强调“可资对比”的互补性。徐邦达在鉴别时,非常重视对书画作品风格的把握,但他更侧重书画作品“可资对比”的互补性。他在《谈古书画鉴别》的文章里,为“目鉴”提出“着眼点”,“目鉴”主要着眼于笔法、墨法和结体(结构)。这些方面,从中找特点,定“样板”;不了解这些,根本谈不上辨真伪和明是非。在鉴别书画时,他把笔法放在首要地位。

  古书画的时代风格、笔法特点在鉴定中起主导作用,因为它能反映出画家的时代特征。徐邦达在鉴定古书画时,以作品的用笔用墨放在首要位置。他通常把被鉴定的书画作品与已证实的真迹相比较,同时综合辅助依据,得出结论。体现了他鉴定时非常侧重“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溪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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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岸图》轴,绢本设色,纵:221.5厘米,横:110厘米。原是故宫旧藏, 后辗转为私藏,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此画以立幅构图,表现山野水滨隐逸文人的山居田园生活:高山溪谷里有一庭院,在一傍岸浴水的庭榭中,有主人夫妇和他们的稚子,庭院中还有一女仆捧盘送果食,山扉外有肩负犁杖而归的男仆,山径上有行人。左下署款“后苑副使臣董源画”;右下钤明内府“典礼纪察司”半印。还钤有鉴藏人“天水赵氏”与“柯九思印”,以及近人张大千、张善孖印。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1▲修复前的《溪岸图》

  真假交锋时间轴:

  1970年, 海外艺术史家班宗华先生曾就《溪岸图》是否董源真迹问题两次发表文章。

  1991年,美国中国画研究的主要学者、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退休教授詹姆士·凯希文。发表了一篇有关张大千仿作的文章,说:“我不能确定这是张大千本人所仿,” “但此画肯定是近代的伪作,很可能是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40年代以前, 该画从未有记载。”他进而认为:《溪岸图》轴是20世纪的仿作, 是20 世纪最出名的中国画家张大千所策划制作的。

  1991年高居翰在一个关于张大千的讨论会上公开提出:《溪岸图》不是10世纪古画,而是现代画家张大千伪作。

  1997年5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裔董事唐骝千将从美籍华裔收藏家王季迁(1907~2002)处购藏的《溪岸图》捐给该馆新的中国馆。

  1997年8月,《纽约客》刊载了专栏作家卡尔·纳金(CarlNagin)的文章,标题为《大都会博物馆刚刚获得中国的“蒙娜丽莎”,它是真迹吗?》。纳金并非艺术史专家,其文中引述的主要是高居翰的观点:《溪岸图》不是10世纪古画,而是现代画家张大千伪作。

  1997年9月卡尔·纳金(CarlNagin)又为美国媒体撰文重申。《纽约客》的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反应。

  1999年12月,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召开了一次“中国书画鉴定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包括中国内地专家启功等名家在内的各路专家学者都到会,当然也包括美国的艺术史学者,以“中国艺术的真实性”为题对《溪岸图》真伪展开讨论。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2▲五代 董源 溪岸图 局部

  正方: 以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和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为代表

  “这种从现代视觉看来交代不明之处,正是早期山水画平面正视表达方法中以‘上方’为‘后方’重叠组合的标准手法。”也就是说,这种早期绘画构图法正属于中国绘画史第一期之平面景物重叠递进状的手法。他们认为:“正因为高居翰不能掌握中国绘画中视觉结构上的演变,所以他难以分辨出《溪岸图》这张10世纪的作品跟张大千20 世纪的伪作在视觉结构上的绝对区别。他还列举了辽墓出土的《山弈候约图》轴、董源《潇湘图》卷、《寒林重汀图》、倪瓒《松林亭子图》轴、王蒙《夏山隐居图》、张大千《茂林叠嶂图》轴,加以论证和说明:“摹仿和作伪者在临或摹仿造古代绘画时,所能效仿的仅是一些基本题材, 形式和构图格局,但在视觉结构上自不能做假”的道理。何慕文先生也做了论证充分的长篇发言。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3▲五代 董源 溪岸图 局部

  反方:以高居翰教授为代表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4▲五代 董源 溪岸图 局部

  诸如“皴法模糊不清”,“远景的弯曲河流忽变为人行其间的小径”,是作伪者不顾古画“再现性”内容的一个漏洞。他们不仅坚持认为是张大千的伪作,还强调说,“这一伪作之所以跟张大千的一般伪作不同,是因为这“是张大千最成功的伪作。”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5▲五代 董源 溪岸图 局部

  高居翰、日本古原宏教授认为:徐悲鸿于1939年初由新加坡寄出,叙述前一年张大千以《风雨归舟图》易《溪岸图》的信,1991年廖静文在其著作中确认的事实,以及1950年徐悲鸿在《风雨归舟图》上所写的有关易画的题跋, 均是为掩盖张大千伪作《溪岸图》的“阴谋”! 原因是徐悲鸿为报答当年徐与前妻蒋碧薇离婚时张对其经济上的暗助。

  《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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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 》、《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 》。晋代书法家,会稽内史王羲之 撰写。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为历代书法名家力公认天下第一行书。

  真假交锋时间轴:

  乾隆年间,赵魏(赵文学)怀疑《兰亭序》帖是“唐人摹本”,或者是“传摹失真”。认为“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将《兰亭序》帖的年代从东晋时代拉到了唐代,认为原始意义上的《兰亭序》帖决不是今天这样的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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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道年间,白下(今南京)人甘熙在《白下琐言》卷3中,记载了清代学者阮元的观点,其起因缘于对一块晋代残砖字迹的考证。认为在传世的《兰亭序》摹本中,王羲之笔法的原始精神已渐丧失。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顺德人李文田因端方之请,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原为汪中收藏)作跋文时指出:《兰亭》最早也只能是唐代的产物。

  1865年,杨守敬(字惺吾)在其《楷法溯源》“凡例”中指出:《兰亭序》帖置于唐代以后。1911年,姚大荣在其自印《惜道味斋集·禊帖辩妄记》中,针对《兰亭序》帖在王羲之死后270年间,由唐太宗时代从民间“赚”回御府,后又殉葬昭陵,又过400年后,《定武兰亭》石本始传于世,将其矛盾之处一一剔出,斥之为“十七妄”。说明人们长期以来未能获知《兰亭序》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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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姚大华在跋赵仲穆《醉翁亭记》行书卷时提出:“《兰亭》旧本所自出,亦难征信”。1924年,张伯英在《宝颜室书跋》中跋《爨龙颜碑》时将《兰亭序》帖的下限又一次推到了唐代。

  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将《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从而揭开了建国以来“兰亭论辩”的序幕,开始了自清代以来的《兰亭》真伪之辩的第二次交锋。

  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及《文物》第7期,先后两次刊载了南京市文史馆的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1965年,当高二适《驳议》一文被报刊以退稿处理后,高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又将高文转呈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于1965年7月18日分别给章士钊和郭沫若写信,主张“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才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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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10月,高二适写成《〈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82年《书法研究》第1期上才公开发表。

  1972年,《文物》第8期又刊载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对章士钊的文章进行答复。

  正方:以南京市文史馆的高二适为代表

  1、当时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但“《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高氏认为,《临河序》乃刘孝标注《世说》时随意所加之别名,不能从注之别名推翻本文《兰亭集序》之名。2、根据《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刘注”引陆机荐渊于赵王伦笺,与《陆机本集》所载此笺相比较,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刘注”显然有删节移动增减之处。以此例彼,“刘注”所引《临河序》之文字,当亦系由《兰亭集序》原文删节移易而来。3、认为“《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故帖字多带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并举出“癸丑”之“丑”、“曲水”之“水”等十二字,证明变草未离钟(繇)皇(象),未脱离隶式。认为“癸丑”二字“为王羲之所留真迹”,符合“笔阵图法”的要求:“夫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用笔亦不得齐平大小一等。”高氏认为,“此右军屡言之,不一见”。4、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颖川“钟繇”条之言:“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认为此“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隶正乎”。认为王羲之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间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此乃李文田之大误,实亦郭沫若之大误。5、认为《神龙本兰亭》乃褚遂良所摹,不可归之智永。高二适文章发表后,郭沫若等立即作出反应。同年《文物》第9期发表了郭氏《〈驳议〉的商讨》一文,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强调注家引文,能减不能增。“刘注”《临河序》有“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40字,为传《兰亭序》所无,故《临河序》非由删节《兰亭序》而来。2。《兰亭序》帖“把东晋人所书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3。谓《兰亭序》大申石崇之志,所以传世之《兰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确实是妄增”。

  反方:以郭沫若为代表

  1、根据南京及周边出土墓志及砖刻的字体皆为汉代隶书,而与《兰亭序》“楷行”书体(以楷字为基底的行书)不类的特点,推断王羲之时代不应有像《兰亭序》这种字体。2、全盘接受清代李文田“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又将《世说新语·企羡篇》注所引的《临河序》与传世的《兰亭序》作文字对比后,断定《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认为《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彻底否定《兰亭序》是出于王右军之手。3、《兰亭序》是谁“依托”的呢?郭氏推断“《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认为现存《神龙本兰亭》墨迹“就是《兰亭序》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兰亭考》卷6引钱塘吴说语,称智永“颇能传其家法”,是一位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30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隋炀帝称其书法“得右军之肉”。4、在有关王羲之的文献中,《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称其“善草隶”,《晋书·王羲之传》称其“尤善隶书”、“亦工草隶”,等等。郭沫若同意李文田的推测:“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由此断定,王羲之的《兰亭序》“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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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认为《兰亭序》帖中的“癸丑”二字“比较扁平而紧接”,是填补进去的,但因“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白只能容纳一个字的光景”,并且“丑”字还有“添改”痕迹,由此“足以证明《兰亭》决不是王羲之写的”。

  结语:

  几件作品,有的经鉴定最终为真品,有的尚处于真伪争论风波之中。但是更多是那些仍等着我们去辨别真伪的艺术品。科技会进步,鉴定水平也会随之提升,而市场更需要的其实是秩序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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